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张晖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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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作者：张晖  遗著
设计：姚成号
ISBN：978-7-5161-3922-6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203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序 历史叙述的细化与文学研究的拓展——张晖《帝国的流亡》
代自序 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
整理凡例
导论 内容与旨趣
上编 诗歌中的流亡
奔赴行朝
从军、逃亡与贬谪
亡国士大夫的返乡：生还
下编 流亡中的诗歌
士大夫的绝命诗
悲伤的诗学
殉国诗
残稿
附录一 原目次
附录二 南明诗人存诗考
参考文献
整理后记
序　历史叙述的细化与文学研究的拓展——张晖《帝国的流亡》
左东岭
最近几年来，易代之际的历史与文学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
易代之际的研究价值与学术魅力首先来源于其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士人选择的多元。中国古代在政权稳定期倡导的是政治的一元化与士人人格的整齐划一，学而优则仕成为每一位儒者的必然人生选择，他们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常常取决于科考的是否顺利，一旦被抛出政治格局之外，便很难有展示其各种能力的机会。但易代之际却大为不同。当士人处于两种或多种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格局之中时，他们必须做出仕宦与归隐、抗争与顺从，甚至生存与死亡的抉择。这其中除了有文化价值的选择与夷夏之防的牵扯之外，也不排除为了争取个人人生成功的政治冒险，于是便会表现出多彩多姿的人生面相。比如元明之际的宋濂与戴良，二人同属浙东的金华学派，共同从学于元代大儒黄溍与柳贯，如果处于承平之时，他们可能只有科举仕途上成败与否的差异，但是他们却生逢易代之际，处于元朝廷、张士诚政权、朱元璋政权甚至方国珍政权相互争斗的浙东地区，无论他们是否情愿，都必须做出政治的选择。宋濂拒绝了元朝廷的征召而走入了朱元璋的幕府，结果他成为明朝开国文臣第一，在明初文坛上具有代表主流文学观念的话语权。戴良则相反，他先是供职于张士诚政权，后又渡海至山东寻找元朝廷势力以图报效，无果后返回浙东隐居不出，入明后坚持遗民气节，直至死亡而后已。宋、戴二人的不同选择，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很难从单一的角度予以评说。钱穆先生从民族大义着眼，认为：“然如戴良、王逢皆南人，其耿耿于胡元，至死不变，一身利害固不计，天下事非亦不辨，国人之好恶向背，亦复悍然无动于其中，而天理之往复乘除，彼亦茫焉若不知。古今诗文之士，不乏眼小如豆者，而戴、王乃凭此立节，长为同时及后人之所想慕，斯尤可怪也。”（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读〈九灵山房集〉》）然而，作为民族重振的元明易代，为何会有像戴良这样的江南文人甘做遗民，替元守节，其中只是一种愚忠的君臣观念在起作用吗？那么又如何理解宋濂、刘基的叛元行为，那是他们的道德污点吗？这些问题至今都还在困扰学界，具有相当的学术难度。再说，他们二者的成功与失败、明智与愚暗，仅仅以政治上的得与失恐亦属皮相之见。当宋濂要入朱元璋幕府时，戴良曾赠诗三首，其中一首说：“寄声奋飞者，当慎子所之。烟波渺无从，云路迥难依。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戴良集》，《寄宋景濂三首》）联系到宋濂入明后虽然一时青云得意，但最终被流放蜀地，病死途中，果真应验了戴良“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的提醒与忠告，后人阅读这样的诗作，又将会作何感想呢？可以说，易代之际政治上的波谲云诡带来了士人人生态度与价值选择的多元复杂，从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与评说的困难，因而也拥有了更大的学术魅力。
易代之际的研究价值与学术魅力其次来源于文化价值的重估与思想观念的活跃。中国自汉代倡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尽管每个朝代也都存在着儒释道相互消长的不同状况，但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乃是历史的常态，尤其是在王朝稳定时期，政治格局的单一导致了思想界的沉闷，士人往往遵循某种既定思想传统而缺乏创造的活力。然而在易代之际，王朝统治的解体带来的是思想统治的松动，对政治黑暗的反思则连带着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像宋元之际的邓牧，对当时的君臣制度之弊端反复论说，其思考的动力即来源于王朝的更替，《四库提要》曾对比周密、谢翱与邓牧之差异说：“密放浪山水，著《癸辛杂识》诸书，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韩、贾，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之感。翱《西台恸哭记》诸作，多慷慨悲愤，发变徵之音。牧则惟《寓屋壁记》、《逆旅壁记》二篇稍露繁华消歇之感，余无一词言及兴亡，而实侘傺幽忧，不能自释，故而发而为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论，宗旨多涉于二氏，其《君道》一篇，竟类许行并耕之说。《吏道》一篇，亦类老子抛斗折衡之旨。盖亦宋君臣湖山游宴，纪纲丛脞，以至于亡，故有激而言之，不觉其词之过也。”（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五，第1417页）在宋代灭亡之后，既可以引起周密、谢翱诸人的黍离之悲，也可以导致邓牧的理性反思，而他们本来都是亡宋之遗民，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与情感倾向，却并不影响其各自展现其思想的活力。他们唯一相近的，乃是“有激而言之”的易代背景。当然，易代之际思想观念的复杂丰富并不全都具有正面的价值，他们往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形似开新实则复古，有的貌似激烈而颇难落实。但是，也正是在这纷扰多变的冲突激荡里，蕴含着创新的活力。没有邓牧所提出的“天下何常之有，败则盗贼，成则帝王”（《伯牙琴》，《君道》，《知不足斋丛书》第四册，第383页），就不大可能出现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大胆之言，而二者又全都是由于易代之际所释放出的思想活力而做出的非常规思考。这种思想史的新思考自然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因而应该引起思想史研究者的足够兴趣。从文学研究的层面讲，思想的多元意味着文学观念的丰富，从而造成文学格局的繁荣，因此也就拥有了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易代之际的研究价值与学术魅力其三来源于文学风格的多样与审美形态的趋新。元明之际的刘崧曾记述过一位号为“逢掖生”的奇人，他在承平时像多数士子一样，“习举子业，数就试不偶”。后来，“遭世乱，稍解纵绳检，自放于酒，生事一不以介意，日与其徒剧饮于东西家。既醉，招摇而归，即闭户酣睡。或造焉，辄瞋目大诟曰：‘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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