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的映画世界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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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第一部分王家卫电影的记忆与遗忘（1）-（图）

朗天
1989年之后，王家卫、王朔、村上春树、周星驰，也许再加上昆德拉(Milan Kundera)，纷纷成为香港观众／读者的宠儿（其中有层级的区分，但这里无意细论）。在《“后九七”与香港电影》中[1]，我尝试勾勒出村上春树和周星驰跟80年代末以后社会情形的关系，本文则尝试分析王家卫的作品如何适逢其会，在当时的氛围下一鸣惊人。
法国诗人及剧作家瓦莱里（Paul Valery）有一句名言：“每个人都属于两个时代。”但在资讯爆炸的当下，也许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何止属于两个时代！20世纪以降，令人惊异的事物（其中一样当然是电影）不断出现，生活的不连续性、文化断层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身边事，“时代”日趋繁多。日常生活中，我们每每身穿一个时代（打扮），口袋里带着另一个时代（书），想着的又是第三个时代。在创作方面，更是不同的时代的风格和技巧都可以，甚或经常碰撞拼凑在一起，无论你是否喜欢这叫作后现代，又无论你是否把后现代视为一个时代。
也许不会有太多人否认，王家卫的电影属于60年代。这个“属于”当然不止是那种电影故事的时代背景，又或者作品呈现的时代氛围。这个“属于”毋宁是一种基本情调的系连、一个底子、一个终极回归的方向。《阿飞正传》正面揭露了这张底牌，《花样年华》则在光影与音声的讲究安排中，企图更纯粹地呈现这个底子。
同样不会有太多人否认，王家卫的电影属于90年代。这次，这个“属于”大抵跟创作人何时建立他的创作风格，以及这种风格带有哪个时代特性相关。我们现在都惯于用后现代去为王氏作品标签――摇晃的镜头、碎片般的叙事、拼贴和半随意的创作方式、大量罐头音乐的使用、自我封闭式的独白……观众不难为这些找到90年代的对应。90年代，正是一个MTV或MV普及，后现代成为香港时髦术语的时代。经常戴着墨镜，一副酷样子的王家卫栖身其中，仿佛最适合不过。
王家卫的时间感觉
60年代和90年代的并置，当然也可以视为在90年代回望60年代，而对之进行重构／虚构的结果。正如不少人指出的，王家卫作品的独特时间感觉令所有历史感都被抽掉了，他的人物和故事仿佛在一个没有时代实感的时空出现和发生，所谓“60年代”的人与事，只不过成为某种风格某种型号放置在等待观赏呼唤观赏的位置。
也许，《花样年华》片末的字幕已说明了一切：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某种意义上，不也就是我们的电影镜头吗？“看得到，抓不着”，不正也是王家卫电影中人与事的朦胧氛围吗？愈是这样，花非花，雾非雾，60年代仿佛成为了某种欲望对象，它不再，也不必带有实质的社会性，它只不过成了一个符号，载着其特定内容而贯串在王家卫的作品中。这些内容，换了一个名称，也是可以的，像《重庆森林》中的人物，不是都可以视为90年代的阿飞吗？探员223（金城武饰）、探员663[2]（梁朝伟饰）、戴金色假发的女杀手（林青霞饰）、自称听吵耳音乐好不去想东西的快餐店女子（王菲饰）……而在《东邪西毒》中，王家卫更走了一条和原著作者金庸迥异的路――当金庸汲汲于为他的武侠小说人物寻找时代对应，制造历史感时，王家卫的欧阳峰（张国荣饰）、黄药师（梁家辉饰）和洪七（张学友饰）却俨然是《阿飞正传》中人物的翻版（你完全可以视黄药师为古代版的旭仔――“为了想知道被人喜欢的感觉，结果伤害了很多人”）。《东邪西毒》借用的武侠时空和武林本身的完全虚构性，更可谓赤裸裸地展示了《阿飞正传》和《花样年华》中的时代和历史毕竟抽象到哪个程度。
抽空的历史感，每每借助独特的时间感觉予以表现。《阿飞正传》中开首一段脍炙人口的念白充分做出了显示：
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便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
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完完全全的数字，之前旭仔（张国荣饰）叫苏丽珍（张曼玉饰）望着他的腕表，一起等着那一分钟过去，那一分钟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你也可以说两人在共同等待中交换了某种感觉，又或者更贴切点说，正是这种没有什么的什么成为了他俩的共感。这一分钟是抽空了的，但这份抽空本身便是一种感觉。日期和时间并不指涉旭仔和苏丽珍身处地南华会之外的实际社会时空，它只是数字本身。这些数字在如此这般的符号表达下渗出了那份暧昧、朦胧，不必有过去，更不必有将来的感觉。别忘记，那一切在懒洋洋的下午发生。　

第一部分王家卫电影的记忆与遗忘（2）-（图）

　　怀旧的音乐、仿60年代的场景和服装、电影进行的节奏，无疑都是某些可让观众赖以进入故事时代的设计／布置。但实际上，电影的时空其实是被凝固了。观众因之而进入的，只不过是极度风格化了的艺术时空。而这艺术时空，在王家卫那里，便是充塞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会有结局，不会有将来的感怀。而这种感怀，经历了80年代最末那一年，对香港人来说，固然大有共鸣之处，而王家卫那种把相关感觉美学化、轻盈化（不过是重中之轻，轻中有重）、化之为极度鉴赏对象的做法，则更可说为港人提供了一种情绪和思想上的出路。
忘却是命运
1988年，捷克流亡小说家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1988)。电影1989年在香港很受欢迎，昆德拉的其他小说也开始在香港知识分子中和文化界走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中一个重要课题便是生命存在的轻、重对举；主角去国之后，为了沉重的价值选择回祖国居住，并且在一次意外中死去，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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