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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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前 言
本书仿效自然科学教科书。书中所列入的每一种观念都追溯到它的创始
人，然后陈述这种观念的逐步修正和变化，并且将各观念早期的双重的或三
重的意义分开，直到使每种观念作为单一的意义和我理想中的政治经济科学
里的其他观念结合起来为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政治经济科学
正在发展形成。在我所谓的“战争循坏”中，在一些革命战争的前后，出现
了新观念和新学说的创始者。由于我的分析是根据英美的习惯法，我就从
1689 年的英国革命开始；其次到1789 年法国革命的世界战争；接着到1861
年的美国革命（这是被抑制了的1848 年欧洲革命的结果）；然后到1914 年
开始的许多革命的战争。
正如我在自传里解说过的，我亲身经历了这些革命循环中的两个周期：
废除奴隶制的美国革命，和过去二十年的世界革命。我的第一本书《财富的
分配》（1893 年）受了十九世纪末叶流行的学说的支配；我的《资本主义的
法律基础》（1924 年）和这一本《制度经济学》（1934 年）则受着在我们当
前经历的革命循环中出现的种种学说的支配。
过去二十五年中，我从许多研究家和助手那里得到很多帮助，其中安
娜・坎贝尔・戴维斯夫人协助我研究法律和经济问题七年，鲁本・斯巴克曼
先生协助我研究经济问题四年。经济系的同事们给了我极其珍贵的协助，还
有其他经济学者，包括以前的和现在的研究家在内，凡是我在写作和改写过
程中，征求过意见的各位，都会指出我的稿子的缺点，帮助我解决困难。
约翰・罗杰斯・康芒斯
马迪孙，威斯康辛州，1934 年8 月。
第一章 观点
我的观点根据于我参加集体活动的经验，从这些活动中，我在这里得出
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这种见解可能适
合也可能不适合别人对于制度经济学的观念。我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一书以及这部《制度经济学》的各种油印稿本和修正稿本的读者提了一些评
论和批评，意思是说他们不懂我的理论，也不了解我是什么目的，并且说因
为我的理论完全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所以也许没有人能了解；这些评论和
批评使得我取消个人的抑制，大胆地把我自己当作一个五十年来参加了多种
多样的集体行动的“客我”。
在这第一章特别是关于意外事故和失业问题的一节里，我要叙述参加集
体行动的经过。我认为这本书并不是一种我自己个人的理论，而是一种符合
集体行动中许多经验的理论，因此需要跟以往二百年的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
义的学说调和一致。
我参加集体行动是在1883 年加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印刷工会为会员
时开始的。我带着一个“乡下印刷工人”的一团朴素和好奇心来到那里工作，
具有在印迪安那州乡间一个小村落中一家小型报馆和小印刷店里得到的七年
的多方面的训练。这种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做七天工，每周工资十五元
左右的新经验，以及工会努力控制一家大的日报社的雇主和印刷工人两方面
的结果，再加上我在1886 年以前作为一个流动印刷工人的旅行，改变了我，
使我放弃了准备做新闻工作的一种模糊的打算，转而计划尽可能从各方面来
研究整个的经济学问题。
在经济学说方面，我所读的第一本书是亨利・乔治的个人主义的和神学
意味的《进步与贫困》。这是一个同事的印刷工人推荐给我读的。我始终不
能像乔治那样，用演释法达成结论。我不满意他谴责工会，1我知道，拿我自
己的实例来说，工会所取得的就业条件胜过邻近的那家自由雇用的工厂②里现
有的条件。
我第一次接触到法律和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1888 年在约翰・霍布金斯
大学伊里教授所讲的课程里。1899 年，我为美国产业委员会研究移民问题，
这项工作使我实际上等于跑遍了所有全国工会的领导机构。这使我进一步研
究资本家和劳工组织对产量的限制。1901 年以后，我和代表“工人、雇主和
公众”的全国公民联合会一起参加了劳动仲裁， 1906 年又和同一组织调查
市营的和私营的公用事业。
我受威斯康辛州州长福勒特的委托，1905 年起草一种行政事务法，1907
年又起草一种公用事业法。这一公用事业法的宗旨是由地方公用事业公司来
确定和维持合理的价值和合理的措施。1906 和1907 年，我和其他的人一起
给塞纪财团调查匹兹堡钢铁工业中的劳工情况。
1910 和1911 两年，社会主义者控制着米尔沃基市的时候，我给他们组
织了一个“经济和效率局”。
1911 年，我又给威斯康辛州起草一种《产业委员会条例》，然后参加了
两年这一条例的实施工作，我的目的是调查和实行有关雇主与雇员关系的合
1 ①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1879 年版，《亨利・乔治文集》，1906―1911 年版。
② 这种工厂所雇用的工人不限于工会会员。――译者
理的规章和措施。1913 至1915 年，我担任威尔逊总统所指派的“产业关系
委员会”的委员。1923 年，费特尔教授、里普莱教授和我代表了四个西部的
州，出席联邦商业委员会，处理关于美国钢铁公司所行的不公平办法的“匹
兹堡附加案”。
1923 和1924 年，我以全国货币协会会长的身份，在纽约和华盛顿研究
联邦准备银行制度的运行。在这以后，1928 年我协助众议院议员斯特朗（堪
萨斯州的代表）拟订他向众议院币制委员会提出的稳定物价法案。
在那当中，1924 和1926 年间，我担任了两年委员会的主席，在芝加哥
的衣着业中实施一种自愿的失业保险计划。这个计划和我以前在1923 年给立
法机构拟订的计划相同。这种计划经过修正，最后于1932 年由威斯康辛州制
定为法律。
我不了解，任何经过这五十年的参加实际工作的人，怎么能不得到两项
结论：利益的冲突和集体的行动。甚至国家和城市也就是那些握有统治权的
人们的集体行动。①
同时，我不得不研究了许许多多判例，主要是美国最高法院和劳动及商
事仲裁法庭的判例，要看出这些法庭根据什么原则判决利益冲突的争执――
法院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
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这些判例我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 年）里
会加以讨论，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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