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会思考吗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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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第一部分:序言序言 1
2000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新闻报道让我感到兴奋异常。在这篇报道中,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奈斯比特博士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东亚人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人存在差异。在该研究中,奈斯比特博士观察到:“亚洲人较注重‘整体’,对环境显示出较强烈的关注,较为容忍分歧,较少依靠逻辑;而西方人则更为重视‘分析’,化解矛盾,专注于那些脱离其背景的目标,以及更为依赖逻辑。”
我还没有看到奈斯比特博士的最终研究结果,现在的研究似乎只是初期成果,它不能因此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是,这些发现的确证实了我一直持有的源自我人生经历的一个直觉,那就是:在某些问题上,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确不同。在文化方面,精确的事实是不可更改的,但思维规律却可以改变。因此,某些价值观也是可以变化的。
回顾我半个世纪的人生,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体验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孩童时,我是移民到新加坡的一个印度家庭的成员之一。我的邻居都是马来穆斯林。新加坡的国内社会由华人占主导地位。我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附属地,并成了一个马来西亚公民,两年后的1965年,有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我接受的基本上是英语教育。此后,在我的生活中,我一直同时在东方和西方游历。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孕育了我在本书中阐释的思想。
本书所选择的题目“亚洲人会思考吗”决不是偶然的。从本质上看,这个题目提出了两个可以糅合在一起的问题。首先,是向我们亚洲同胞提出的问题:“你们会思考吗?为什么亚洲社会丧失了一千年的时间,远远落后于欧洲社会?在上个千年开始时,它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无疑是一个刺耳的问题。第二版的头两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针对我的西方友人的,那就是:“亚洲人会为自己而思考吗?”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平衡的世界上。反映了西方主导世界500年的观念传播依然是单向的:即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西方人并未认识到,他们向整个世界妄称自己是道德的“高原”(high ground)。但是,其他人能够看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西方的知识精英坚信:与已经僵化的亚洲观念和文化相比,他们的观念与文化是开放的,并具备自我批判的特性,因此不存在任何“圣牛”(sacred cows―――“圣牛”比喻不可妄加评判的人、事物或思想―――译者注)。在我的生活中,令我最为震动的发现是认识到所谓“圣牛”同样存在于西方人的观念中。
即便本书的某些内容(尤其是统计数据)可能有些过时,但我相信提出的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通过在西方出版物上对这些当代问题的传播,本书为自我欣慰的甜蜜感觉提供了注脚。好几个美国教授告诉我,本书的一些文章充斥着空谈,并对主流观念产生了冲击。
直觉告诉我,东西方间的观念交流从本世纪开始就是双向的。当西方不再主张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普世文明时,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繁荣和丰富多彩。将这个西方观念从其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惟一方式是,思考西方观念同样存在自身局限性的可能性。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本书所包含的任何观点仅仅代表我个人,并不代表新加坡政府的官方看法。
第一部分:序言序言 2
亚洲人会思考吗?从过去若干世纪亚洲社会的历史判断,答案应该是“不会”―――或者说,最多是“不是很好”。葡萄牙人冲出其狭小的疆界若干世纪之后,从巴西到安哥拉、从莫桑比克到果阿、从马六甲到澳门,整个世界遍地都是它的殖民地。亚洲社会依然停留在昏睡或停滞的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直到15世纪前后,曾经多多少少与亚洲文明等量齐观的欧洲文明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领先地位。不能认为花几个世纪时间苏醒的社会是擅长思考的社会。对于亚洲人来说,否认这个痛苦的历史事实是愚蠢的。
到20世纪结束之际(即葡萄牙人开始对外扩张的500年之后),几个东亚国家(社会)已经开始紧随日本之后成为与西方国家一样发达的社会。此后,它们重复了亚洲历史上的痛苦经历,再度步履蹒跚。1998年初期(正值撰写本序言的时候),扬言亚洲困境如何严峻未免言之过早。但是,奋力追逐西方已经经常遭受挫折,因此,亚洲人有责任思索,并且应该深入地思索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和新千年,自己的前景如何。本书的一个关键目的就是激发亚洲观念,提出有关其未来的若干问题。主要文章的撰写是为亚洲观念而准备的。它们传递给亚洲人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不要认为你们已经达到目的了。反思历史,几个亚洲社会所享有的快速经济成长已经轻易地成为了过去。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政治和哲学方面的重组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已经到来。
本书一些章节针对的是范围更大的受众。冷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西方国家的首都弥漫着必胜信念的情绪:共产主义已经崩溃,西方已经大获全胜,人类已经实现了“历史的终结”。自此,全球任何角落的任何国家,无论其社会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将成为西方发明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复制品。民主从西方输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视为一种好事。但是,就像罗伯特・卡普兰在《大西洋月刊》(1997年2月)中所说的,这种全球传播民主的结果并不理想:
虽然那是冷战结束后我们的对外政策主要追求的目标,即便在那些冷战很少触及的地方,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苏联的崩溃而向卢旺达以及其他国家施加构建政党的压力。1989年东欧国家的解放,对于民主和先进的工业国而言,具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和社会前提:无产阶级状态、西方启蒙运动、高教育率、低出生率等等。冷战后,努力将民主带到这些国家是合理的。但是,事实上缺乏合理性的是将枪指向发展中世界人民的脑袋上宣称:“就像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已经经历的西方启蒙运动那样去做吧。就像贵国95%的人民已经自由了那样去干吧。就像你们没有任何流血的种族或地区争端那样去干吧。
到1997年后期(冷战结束之后8年),源自取胜苏联的狂妄自大情绪已经逐渐消失,一些大胆的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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