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代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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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自序自序

本篇回忆是继续《学生时代》而写的，由回国，写至来到台湾为止。
我一生在福州满十六年，在日本满十一年，在上海满六年，在南京满七年，抗战军兴，在路上尤其是湖南一带，约有一年，在重庆满八年，在广州约二年，住在台湾最久，有十九年，即由民国三十七年，现在是一九六七年，整整十九年了。本书所述乃来到台湾以前的事，还是平平凡凡，既不谩骂别人，别人谩骂亦不反驳。但过去人情风俗，尽量叙述，因为返到大陆之时，这种人情风俗也许都改变了。
关于回忆录，人们喜欢看的乃是平凡的小事，至于说明我与那一位要人，有什么关系，我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这种文章，阅者大率不喜欢看，而且看了觉得头痛，故我尽量舍去不谈。由平平凡凡的事，认识当时的民风士气，这是本篇的写法。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第一部分 上海第1节 初到上海

我于民国十三年回国，那个时候，外国人之视上海，不视为租界，而视为殖民地。英国的租界在大马路一带之地，这个地区是最热闹的。巡捕除红头阿三外，有躯干高大的江北佬，红头阿三脸孔都是黑黑的，脸形相差不远，初到上海之人，往往难于分别，每到一地，看见红头阿三，往往深怪何以此人又在这里。法国的租界在霞飞路一带，巡捕除安南人外，亦常雇用江北佬。日本的租界在北四川路一带，即由英租界越过白渡桥，就到了日本租界，巡捕以日本人居多。在法租界与英租界之间，有一地区叫做“三不管”。所谓“三不管”，即英国不管，法国不管，中国也不管。当时人力车均有牌照，牌照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大照会，是英国巡捕房发给的，它可在各租界及中国界通行；另一种叫做小照会，是中国工务局发给的，只许通行中国界，不许越过租界一步。所以人们坐车，须先注意所坐之车是大照会么，或是小照会。如果你坐小照会的车，到了租界，必须换车。这是初到上海的人不会知道的，而且以后的人也不会知道。
一年，我由福州坐船至上海，船泊高昌庙，我雇了一辆黄包车，要到英租界的客栈休息，车行一半，车夫要求换车，我以为他敲竹杠，不肯下车，路人聚观者甚多，有位路人告我，这是小照会，只能行驶中国界，你要到英租界，必须换车。自此而后，我才知道上海人力车有小照会与大照会之别。但是大照会可进入中国界，小照会不得进入租界，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待遇。
上海的电车分为两等，即第一等及第三等，没有第二等。最初只许中国人坐三等电车，盖当时列强均指中国为三等国，故由一等即降落为三等，没有二等电车。其后中国人衣冠整齐的也可以坐一等电车。三等电车挂在一等电车之后，两傍均有“大众可坐”四字。我最初还以为坐三等车不要花钱，那里知道这是专给中国人坐，也要买车票的。
上海码头是很纷乱的，刚到上海之时，看到纷乱情形，不能不摇头叹息，其实码头的苦力颇有组织，只要你把行李交给某旅社，绝对不会失掉。轮船一靠码头，就有许多“接水”上船，招揽客人，他们手中执有旅社的牌子，此际你绝不可乱接牌子，接了而又不住他的旅社，必定发生许多纠纷。你若愿意住在那个旅社，可将牌子接下，点明行李几件，交与“接水”，自雇车子直接往该旅社，行李绝不会丢。一年我由日本回国，船靠码头之时，依习惯，去住吉升栈，因为住在吉升栈之内，容易打听有何轮船驶往福州。半小时后，行李到了，少了皮箱一件，该“接水”说，不要紧，即可寻回，果然不及一小时，我的皮箱来了，启箱一看，一件东西都没有失掉。纷乱中有组织，这是上海码头的情况。
要在上海开业，尤其开商店、旅社、戏院之类，非加入帮会不可，否则必将有流氓捣蛋。上海是外国人的租界，中国政府的权力不能行于其地，而外国人对于中国情形又不熟悉，因之帮会就有了很大势力。我们都知道法租界有三位名人，即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帮会的领袖。他们势力似由法租界渐次伸张到英租界，至于日本租界的帮会首领为谁，没有人说过，也许也受他们三人的控制。在三人之中，杜月笙坐第三把交椅，然其名望似在黄张之上。大约是民国十七八年吧!杜氏宗祠告成，他的家里热闹极了，有名伶演戏，有名妓陪酒，而法国公园也于夜里大放花火。杜氏以浦东一个贫儿，竟有这种地位，其聪明才力自有过人之处。毕竟杜氏没有政治野心，其所交游多系江湖好汉，苟有萧何、曹参为之运筹帷幄，则亭长还乡唱大风，其事业当不限于上海之内。民国十七八年之时，《杜月笙传》所举之陈群已经下台，但杜氏还委托他经营大东书局（胜利后，大东书局由陶百川君办理），后来不知何故，陈群也参加了汪记政府。周佛海与陈群本有仇恨的（其中原因，据佛海说，是借钱问题），竟然碰在一起。陈群毕竟是帮会的人，抗战胜利，他就服毒而死，丈夫死即死耳，何必“免冠徒跣，稽颡请罪”。

第一部分 上海第2节 卖文为生

我于民国十三年回国，住在上海整整六年，最初是主编《孤军》杂志（政党号开始主编），孤军社同人多数是日本帝大毕业生。此时曾琦也由法国回来，因为《孤军》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他创办《醒狮》之时，我也是发起人之一。每隔一星期，就在法租界曾君家里，交换意见一次。在座者有四五人。两个刊物立论未必相同，日本留学生都读过马列之书，但受了德人Kaustsky的影响较大，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实行经济落后的国家，至于曾琦等人之立论如何，我已经忘记。双方反对共产主义虽然一致，而根本观念不尽相同，所以两派不能联合起来，组织青年党。
我主编《孤军》杂志约有一年，民国十四年，在杭州西湖开会，参加的人据我记忆，似有何公敢、林石虎、阮湘、周佛海、郭心崧、刘光华等十数人。此时陶希圣已由北方南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亦常常写文章，在《孤军》杂志发表。他本来是研究亲族法的，原名为汇曾，投稿《孤军》杂志之时，才以希圣为笔名，后来就以希圣为本名，而汇曾之名，反无人知道了。西湖会议之时，希圣有否参加，我已忘记。会议结果，改《孤军》为《独立青年》，主编《独立青年》的则为郭心崧。他也是帝大毕业生。
初到上海之时，住在闸北宝兴路宝兴里，我没有职业，只以译书，卖点稿费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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