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打电话，请到我家来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请打电话，请到我家来作者：阿列克辛
一、远 亲
　
　　有时夜里会响起不同寻常的铃声，不是很长很长，就是很短很短，这些都是长途电话，是爸爸过去的病人或他的大学同学打来的。听爸爸和他们谈话的那腔调，仿佛我们家里谁也没躺下睡觉似的。妈妈很诧异，爸爸却解释说：
　　“他们知道，这时候家里准有人！这能怪他们吗？”
　　要不就说：“这能怪他们吗？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那儿已经是早晨了，应当理解他们。”
　　“不过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儿还是夜里。”妈妈回答说。
　　“这能怪他们吗?”这是爸爸的口头禅。
　　有一次，妈妈说：“你真该当个辩护人。”
　　“这总比当控诉人好。”
　　“那要看具体情况!”妈妈反驳道。
　　不过，爸爸还是当他的外科医生。
　　有时夜里在很长很长的或很短很短的铃声响过之后，我们就知道了，爸爸的朋友要到我们城里来。
　　碰到这种情况，爸爸总是说：“好啊，你从车站直接到我们家里来吧!我家有折叠床。”
　　“幸好只有一张，”妈妈叹了口气。 “真是些怪人!即便推辞一下，装装样子也好呀，总要客气客气吧!又不是没有旅馆。”
　　“旅馆里住不进去，”爸爸回答道。“再说，谁都愿意和亲近的人待在一起。”
　　“亲近的人！你连他的样子都记不得啦。”
　　第二天，外婆就要教训爸爸了，不过，和平时一样，用的是那种独特的方法。
　　她说：“我们那个邻居的丈夫不和妻子商量好，在大事情上从来不一个人作主。”
　　那么，爸爸就该领会到，他也不该如此自作主张。
　　“比你只高两班的那个彼嘉已经成了教授啦，”外婆说。 “一心一意只搞学问，从来不让别人来打扰他。”
　　爸爸由此可以作出结论，如果他不再把别的城市里的朋友请回家来，那么，他很快就能成为教授了。
　　……当从别的城市里又传来长长的、断断续续的电话铃声时，当然，我们大家都醒了，妈妈就对我说：
　　“准备折叠床!”
　　她的判断是对的。没过一会儿，爸爸就对着话筒说道：“这不成问题！让他来吧……就住在我这儿，我找几个专家给他看看，会诊会诊!如果需要的话……”放下听筒，他就对妈妈解释说：“她的儿子得了重病……”
　　“他们城里就没有医生？” “那是个小城市，没有大专家。”
　　“一定要大专家吗?”
　　“如果是他病了，”爸爸向我这边点了点头， “你能不担惊受怕吗? 她在电话里哭了，“请给我的孩子看看……”，这能怪她吗?”
　　妈妈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说。
　　早晨，妈妈问道：
　　“这个妇女是谁……就是那个打电话的？”
　　“远亲。”
　　“很远吗?”
　　“好像很远。”
　　“她到底算是你的什么人呢?”
　　吃早饭时，爸爸一直在想，但就是没有想得起来。
　　“我只知道，是父亲那边儿的……”他说。“不过，如果她的孩子病得很重，那这又有什么关系……”
　　过了三天，她的孩子来了：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他说：“我用名字加父称【用名字加父称称呼别人，表示尊敬――译者注。】来称呼您，因为母亲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了。”
　　“多巧！我们也想不起来了。”妈妈说。
　　 “这是什么话?”爸爸反驳了。“我们总是亲戚呢，我就知道，是父亲这边的亲戚。”
　　来客说：“我懂，远亲不如近邻。譬如说，熟人总不会不认识，而远亲则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也没交谈过。说实话，如果不是他们把初步诊断告诉了妈妈，我是不想来打扰你们的，我必须尽快向妈妈证明，他们的初步诊断是错误的。”
　　“那么到底……怎么说的?”妈妈问道。“是什么病?”
　　“就是那种病。”来人答道。他叫伊格纳季，少有的名字。
　　“什么……‘那种病’?”妈妈不懂。
　　“喏，就是那不知道病源，但却知道经常性结局的那种病。”
　　“为什么是‘经常性’的?”外婆不同意地说。 “在这个领域内已经有了许多发明。”
　　“是的，真是这样。”爸爸大声证实道，虽然他平时说话总是很轻，而且当外婆谈起医学时，他总是到走廊上去抽烟。这一次，他却留在房间里了。
　　除了偏头疼，外婆这辈子还没得过其它病，但她总怕亲人中有谁生病。
　　她详细地研究各种报刊上刊载的《医生讲话》，在这以后，好几天之内，你得不能在家里咳嗽或打喷嚏。
　　外婆说：“我读过的那篇文章里，那些人就是从一般的咳嗽起病的。”
　　她对伊格纳季说：
　　“您绝对不像得那种病的人，他们的怀疑是错误的。我有三个熟人都得过那种病，您完全不像他们。再说，他们也都治好了，就是给他们割掉了……情况很好！”
　　爸爸问： “您怎么知道初步诊断结果的？” “有一次，医生一下子都来了，他们让我相信，说我的病不重。我并不着急，但他们却安慰我。后来，我偷偷看了看他们写的病历，但是并没害怕。在诊断旁边还画了个大问号， 喏，如果医生打的是问号，那我自己为什么要打惊叹号呢? 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告诉了母亲，这下我可火了!干嘛要告诉她呢？”
　　爸爸说： “从手续上来说，他们是对的，应当通知亲属。”
　　“但是他们通知的不是亲属，是母亲。”伊格纳季喊道。 “因此我就来了，为了让她相信，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来打扰你们了。不过，你们不用操心，我可以睡在厨房里，或者用折叠床睡在走廊上。”
　　 “让他睡折叠床……”妈妈说着，向我这边点了点头。 “您睡床，就在这儿，在这个房间里。”
　　“只是请别为我麻烦，要不，我就会以为诊断已经得到证实。”伊格纳季说。“你们知道，”他又说了，“是妈妈一人把我拉扯大的……我没有父亲，她可真不容易啊，先前，我们老是算啊，算啊：‘还有两年中学，然后五年大学，就是说一共七年！’后来，中学、大学都少用了一年，总算大学毕业了，走上工作岗位了，可忽然……难道这可能吗?母亲盼了多少年啊!总算盼着了，可我却给了她这样一份礼物……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可怕的忘思负义啊!最好能快点给她拍份电报：‘良性。即回。’”
　　“她不会相信电报的。”妈妈说。
　　“我发过誓，一定将真实情况告诉她。她就有这么个弱点……喜欢发誓。所以我呢，一有什么事情，就用我的健康起誓，而她说：‘用我的健康起誓!这样你就不会骗我了。’往常我竭力回避，这次却顺从了她的心愿。”
　　第二天清晨，爸爸把伊格纳季领到一个学院去，再从那儿去爸爸的医院。
　　爸爸告诉我们： “晚上你们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不，打电话到我的工作单位去吧，”妈妈说。 “如果我有事不在房间里，你就请人转告：一切都好。”
　　“或者事情很糟。”伊格纳季精神勃勃地说。
　　“这绝不可能，”妈妈喊了起来。 “我相信……”
　　“和任何一种疾病都是可以进行斗争的。”爸爸说。
　　“能战胜吗？”伊格纳季问。
　　“当然……能战胜!做母亲的，当然会很着急，等着你的消息！这能怪她吗？但您是个男子汉，应当相信，这种病在多数情况下是能被战胜的。”
　　“但最好不要得这种病。”伊格纳季说。
　　他一直微笑着，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是焦急不安的。
　　我请求说： “你也把结果告诉我。”
　　爸爸点了点头。
　　第五节课后本来还有摄影小组活动，但我没有留下。
　　外婆通常都是晚上来帮妈妈操持家务，但这次白天就来了。她用抹布擦擦电话机、放电话机的圆桌，然后把走廊上圆桌旁的东西都擦了一遍。
　　外婆家里没有电话，因此，当晚上外婆在我家帮助操持家务的时候，旁人就别想给我们打通电话。每次通话以后，外婆总要告诉我们她和谁讲话了，她就有这么个习惯，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学生时代的女朋友！”并且总要叹一口气。她有那么多学生时代的朋友，仿佛不久前她刚上十年级，其实，她还是在革命前上的中学。
　　但是那一天，她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她在等待，我也在等待。
　　我们终于等到了，爸爸打电话来了。平时，外婆不喜欢我干涉大人的事情，这一次，她把爸爸说的每句话都转述给我听。
　　“伊格纳季没有那种病，已经确诊了，他病得很重，要做复杂的手术，但不是那种病！谢天谢地!”外婆说着，走到房间里，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显得十分疲倦。
　　我也马上感到累得要命……
　　但在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以后，又响起了不同寻常的铃声，先是很长很长的，后来又是很短很短的，我冲进走廊，一把抓住听筒。“这是从伊格纳季住的那个城市里打来的，”我告诉外婆。 “叫我等一会儿，不要挂上听筒。我要先告诉他的母亲……我先说!”
　　外婆说：“我们邻居家的小孩从来不抢在大人前面做事。
　　由此我应得出结论：必须将听筒交给她。但是，我没有做出这个结论，而她也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只是带着询问的眼光抬起了头……她对我让步了。
　　“他会好的！”我对着听筒大声喊道。“他没有那种病，已经确诊了，没有那种病。我以我的健康发誓，也以您的健康发誓!……”
　　伊格纳季的母亲在电话的另一端哭起来了。
　　这时传来了接线员的声音，她想说什么，但只说了一个字：“您……”就沉默不语了，虽然长途电话接线员是可以随意插话的。
　　伊格纳季的母亲还在哭着。 于是，我高声地喊了起来：
　　“他病得很重！要做复杂的手术！但是没有那种病！我用我的健康发誓，也用您的健康发誓!您别着急，他会好的，会很健康的!”
　　在学校里，我们常常以《我的志愿》为题写作文。
　　为了避免重复，我第一次写的是我希望成为地质学家，第二次是要成为生物学家，第三次则要成为宇航员。实际上，我还没有选定职业。
　　那天，我也还没有明确长大以后究竟干什么。但是，我想：如果从手术室或爱克司光透视室里走出来，看见做母亲的那专注的目光里流露出担心与期待的神情时，能微徽一笑，轻声说道：“他没有生命危险……会好的，请别担心……他会好的!”这该多棒啊!

请打电话，请到我家来作者：阿列克辛
二、最幸福的一天
　
　　瓦连季娜・格奥尔基耶夫娜老师对我们说： “明天开始放寒假，我相信，你们每天都将过得十分幸福，展览会啊，博物馆哪，都在等着你们呢。不过，你们也会有最幸福的一天，一定会有的！那就把它写下来，作为寒假作业，写得好的文章，我将在全班朗读!作文题目就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我发现；瓦连季娜・格奥尔基耶夫娜喜欢我们在作文中总要写上“最”字的东西：《我最可靠的朋友》、《我最心爱的书》、 《我最幸福的一天》。
　　除夕夜间妈妈和爸爸吵架了。我不知道吵架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在朋友那里迎接新年，很晚很晚才回家的，到了早晨，两人就不说话了……
　　这是最不好的事情! 宁可他们吵―顿，闹一顿，然后就和好。要不然，别看他们走起路来若无其事，和我讲话也是轻声细语，仿佛什么事儿也没有，但在这种情况下，我总觉得出事了。而这事儿什么时候了结呢?那是无法知道的，因为他们两人不讲话啊！就好像在生病的时候……如果体温突然上升，哪怕升到40℃，也没什么可怕的：可以用药把体温压下去嘛。而且我总觉得，体温越高，越容易确定病症，然后就治好了……
　　 譬如有一次医生完全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看了看我，对妈妈说： “他的体温正常……”，我马上就感到很不自在。
　　 总之，寒假的第一天，我们家里就出现了这种宁静和轻声细语，我也就没有兴致去参加枞树游艺会了。
　　 妈妈和爸爸吵架时，我总是非常难过，虽然，在这种时候，他们对我总是有求必应，我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譬如，我刚说不想去参加枞树游艺会，爸爸马上建议我到天文馆去；妈妈说，她愿意带我去溜冰。在这种时候，他们总竭力表明，他们的争吵绝对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水平，而且，这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但是我很难过。在吃早饭的时候，我的心情更加忧郁了。起先，爸爸问我：
　　 “你向妈妈祝贺新年了吗？”
　　 而妈妈呢?看也没看爸爸，接着说：
　　 “给父亲把报纸拿来，我听见刚才已经送到信箱里了。”
　　 妈妈很少把爸爸称做“父亲”，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两人都想使我相信：不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达只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这也与我有关，而且很有关系！于是，我拒绝去天文馆，也不去溜冰……“最好别让他们分开，别让他们各去各的地方，”我打定了主意。 “或许，到了傍晚，一切就都过去了。”
　　然而，他们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如果外婆到我家来，我想，妈妈和爸爸就能和好了，他们总不能让外婆伤心。但是外婆到别的城市去了，去找她中学时代的女朋友，要十天后才能回来。
　　 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在假期里去找这个女朋友，好像她们两人至今仍然是中学生，因而其它时间不能相会似的。
　　我始终竭力注意观察我的父母亲。他们刚刚下班回来，我马上向他们提出各种请求，迫使他们两人都留在家里，甚至在一个房间里。我的请求，他们总是满口答应，在这一点上，他们简直在相互竞赛呢！而且，他们一直悄悄地、不让人觉察地抚摸着我的头。我想： “他们可怜我，同情我……这就是说，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
　　 瓦连季娜・格奥尔基耶夫娜老师坚信，寒假里我们每天都将过得十分幸福，她说：“对这一点，我决不怀疑。”但是，已经过去整整五天了，可我一点儿幸福也没有。
　　我心里暗暗想道： “要是他们老不讲话，那以后……”我感到十分可怕，于是，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叫妈妈爸爸和好。必须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但怎么做呢?……
　　 我记得在哪本书上见过，或在广播里听过，欢乐和痛苦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当然，使别人痛苦容易，使别人欢乐可就难了。要给别人带来快乐，使他感到幸福，必须想方设法，必须勤奋、花力气，而破坏别人的情绪，这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我不想这样做……于是，我决定从令人欢乐的事情做起。
　　 如果我仍然在上学，那我可以做一件难以达到的事情：几何得一个四分。数学女教师说我没有任何“空间概念”，为此还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爸爸。而我要突然拿回来一个四分！妈妈和爸爸一定会吻我，然后他们也相互亲吻……
　　 但这仅仅是幻想：还没有人假期里得过分数呢。
　　 在这些日子里，什么事情能给父母亲带来欢乐呢？
　　 我决定在家里进行大扫除。我用抹布、刷子忙乎了好一阵子，不过真倒霉，除夕那天妈妈已亲自打扫了一整天。如果你冲洗了已经洗过的地板，用抹布擦拭没有灰尘的柜子，那又有谁能发现你的劳动呢？晚上，父母亲回来后，并没有注意到整个地板干干净净，而只看到我浑身邋里邋遢。
　　“我做大扫除了，”我报告说。
　　 “你能尽量帮助妈妈，这很好。”爸爸说，但没往妈妈那边儿看。
　　妈妈吻吻我，摸摸我的头，仿佛我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第二天，虽然还是假期，我七点钟就起来了，打开收音机，开始做早操，用湿布擦身(以前我一次也没做过)。我在家里跺着脚，大声喘着气，往身上浇水。“父亲不妨也擦擦。”妈妈说，也没看爸爸一眼。
　　爸爸只模了摸我的颈子……我差点儿没哭出声来。
　　总之，欢乐并没有把他们联在一起，没能让他们和好……他们的欢乐是分开的，各归各的。
　　这时，我决定采取特别行动，用痛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当然，最好是能生病。我愿意整个假期躺在被子里，翻来覆去，说着胡话，吞服各种药片，只要我的父母亲能重新相互讲话，那一切就仍然和以前一样了……是啊，最好能装出生病的样子，而且病得很重，几乎无法医治。但是，真遗憾，世界上还有体温表和医生。
　　 剩下的办法只有从家里消失，暂时失踪。
　　 晚上，我说：
　　 “我要到‘坟墓’那儿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情！”
　　 坟墓――这是我的朋友热尼卡的绰号。热尼卡不论讲什么，总是先说： “你发誓，不告诉任何人！”我发了誓。“守口如瓶。”我答道。
　　不论别人对热尼卡讲什么，他总是一个劲声明：“我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讲，就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他老是让人家相信这一点，于是得了个绰号“坟墓”。
　　 那天晚上，我需要一个能保守秘密的人！
　　“你要去很久吗?”爸爸问。
　　“不要很久，二十分钟左右，不会再多了。”我答道，用力吻了吻爸爸。
　　然后我又使劲吻了吻妈妈，就像出发上前线或者开到北极去似的。妈妈和爸爸对看了一眼，痛苦还未降临到他们身上，目前仅仅是惊慌，但他们已经有一点点儿接近了，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接着，我就到热尼卡那儿去了。
　　我到了他家，一看我的模样，他就问我：
　　“你从家里逃出来的?”
　　“是……”
　　“对！早该这样！不用担心，谁也不会知道，我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
　　热尼卡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但他喜欢别人逃跑、躲藏、失踪。
　　“每隔五分钟你就给我的父母亲打一次电话，告诉他们，说你在等我，着急得很，但我还是没有来……明白吗？一直打到你觉得他们快急得发疯了，当然，不是真的发疯……”
　　“这是干吗？啊?我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说，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你知道……”
　　但是这件事就连“坟墓”我也不能讲啊！
　　热尼卡开始打电话了，来接电话的有时是妈妈，有时是爸爸，这要看谁恰好在走廊里，电话机就放在这里的小桌子上。
　　但是，在热尼卡打了五次电话以后，妈妈和爸爸已经不离开走廊了。 后来，他们自己打电话来了……
　　“他还没有到吗?”妈妈问。 “这不可能。要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我也很着急，”热尼卡说。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必须会面，不过，也许他还活着？……”
　　“什么事？”
　　“这是秘密!我不能说，我发过誓。但是，他是急着要到我这儿来的……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
　　“你别说得太过火了，”我预先提醒“坟墓”。 “妈妈说话时声音发抖吗?”
　　“发抖。”
　　“抖得厉害吗?’”
　　“现在还不太厉害，但是会抖得十分十分厉害的，你不用怀疑。有我……”
　　“绝对不可能！”
　　 我很可怜妈妈和爸爸，不过我这样做是为了崇高的目的！我拯救了我们的家庭，必须克制同情心！
　　我控制住自己，过了一个小时，我受不住了。
　　在热尼卡又接到妈妈不断打来的电话后，我问他：“她说什么?”
　　“我们要发疯了”他高兴地报告说，显得特别兴奋。
　　“她说‘我们要发疯……’？是说我们吗?你没记错?”
　　“如果记错了，让我立刻就死！不过还得让他们再难受一会儿，”热尼卡说。 “让他们打电话到警察局，到无名尸公示所……”
　　“完全没必要了!”
　　我拔起腿就向家里奔去！……
　　我用自己的钥匙轻轻地打开了门，几乎没有一点儿响声，然后蹑手蹑脚地溜进了走廊。
　　爸爸和妈妈坐在电话机的两旁，脸色惨白，痛苦不堪，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们两人在一起受苦，这是多么好啊!
　　突然他们跳了起来……他们吻我，拥抱我，然后又相互亲吻。
　　这就是我的假期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
　　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第二天便坐下来写作文。我把参观特烈基亚科夫绘画陈列馆那天写成是我最幸福的一天，虽然事实上这还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
　　我可不能写爸爸和妈妈的事情……瓦连季娜・格奥尔基耶夫娜说过，优秀文章要在全班朗读，而我们六年级二班有四十三个人哪，万一我的作文写得最好呢!

请打电话，请到我家来作者：阿列克辛
三、您的身体好了吗?
　
　　外婆认为我的爸爸是个倒霉的人，她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常常告诉我们，爸爸所有的大学同学，仿佛有意和人作对似的，都成了主治大夫、教授或者起码也是候补医学博士。谈到爸爸朋友的成就，外婆总是高谈阔论，显得那么高兴；在这之后，我们家里就出现一片沉寂，笼罩着忧郁的气氛。我们知道，爸爸是个“掉队的人”。
　　“尽管他们都来请教过你，考试时你还提示过他们!”有一次，外婆感叹地说。
　　“就是现在，他们也常把学位论文带来给他看，”妈妈轻轻地说，不知是为爸爸感到骄傲，还是责怪他什么。 “他们有撰写科研论文的创作假，而他已接连三年连例假都没有，成天就是这个医院!手术，手术……别的什么也没有。哪怕弄张一个星期的病假证也好：生一场病，休息休息，有什么不行……”
　　妈妈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爸爸患了流行性感冒。
　　医生给他开了药，又说：
　　“还需要安静，安静……”
　　我们家的电话开始每隔两分钟就响一次。
　　“他的身体好了吗?自我感觉如何?”一些不熟悉的声音问道。
　　起先，我很恼火，吵得爸爸不能睡觉呀。晚上，妈妈下班回来，我告诉她说：
　　“电话打来大概有二十次！”
　　“多少次?”妈妈反问了一句。
　　“三十次左右，”我答道，因为我突然觉得妈妈很诧异，但很高兴。 “他们吵得他没法睡觉，”我又说。
　　“我知道。不过，这说明他们很关心他。”
　　“那还用说，有的人差点儿都哭了……着急得很……我安慰了他们。”
　　“这是什么时候？”外婆也感兴趣了。
　　“你恰好出去拿药了，要不就在厨房里……我记不清了。”
　　“可能。电话确实来得很多。”外婆说着，用惊奇的眼光往爸爸睡觉的那个房间看了看。
　　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打电话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料到！
　　“爸爸生病了，这多妙啊!”我想。 “让他们知道……就会明白过来了，特别是妈妈!”是的，我特别想让妈妈知道，一些毫无关系的人是多么关心爸爸啊。
　　我说： “有一次，我去照顾大学生尤拉，喏，就是住在隔壁单元的那个……你们记得吗?”妈妈和外婆点了点头作为回答。 “他也是流行性感冒，人家也给他打电话，一天就两三个人，再也不会多了。而我们这儿，简直铃声不断！”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请原谅……”我在话筒里听到一个妇女轻轻的、压抑的声音。“是谁在接电话?”
　　“他的儿子！”
　　“很高兴……那么您知道，我也有个儿子，他定在明天动手术，但是我想等到您的爸爸恢复健康，如果可能的话……请您问问他，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很担心。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的爸爸亲自……那我就放心了！”
　　“请您对他的妻子再说一遍，”我说。“也就是我的妈妈……我马上就喊她来！”
　　 我把妈妈叫来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左右，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里问我：
　　“请问您是谁?”
　　“他的儿子！”
　　“好极了！那么您不会不理解我的。我的老婆明天要切除胆囊，说好由您的父亲主刀，正因为是他动刀我才把她送进这个医院的，虽然我还有其它一些路子!他们答应我，由您的父亲……可突然出了这么件意外的事情！怎么能这样呢？应该让他早点恢复健康！或许，需要什么特效药吧?缺少什么药？我倒能……总之，我要等他开刀，这不是剧院，可别给我安排个B角!…… ”
　　“请把这些话告诉他的妻子，就像您刚才我说的那样……一字不差，就那么说！也许，她能帮忙。”
　　我又把妈妈叫来了。
　　接连几天，我对所有关心爸爸病情的人说：
　　“现在还很难说，您晚上打电话来吧，那时，他的妻子正好在家，她会把一切情况告诉您的……”
　　下班后，妈妈就坐在走廊里摆着电话机的小桌旁，不断地与那些白天我让他们晚上打电话来的人通话。
　　有时我对外婆说：
　　“你不能帮帮她吗?”
　　于是，她替换了妈妈，坐在小桌旁。
　　打电话给爸爸的病人、医生、护士每次都问： “体温高吗？”
　　真遗憾，爸爸的体温不高，我真希望所有的人继续为他的健康担心!
　　有一次，我说：
　　“体温?不知道……体温表打坏了。但额头很烫，并且总是睡不安稳。”
　　“那天，我对所有的人都作了这样的回答，我在走廊里低低地说，不让爸爸听见。
　　我的悄悄话对所有的人都挺发生作用，他们也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回答我：
　　“情况还不好吗?”
　　“是的……请您过一会儿，等他的妻子在家的时候再打电话!”
　　晚上，人家给我们送来的体温表就有三支。
　　 “真希望他的体温正常，”就是要爸爸替她的儿子开刀的那位妇女轻轻地说，然后把体温表递给我。 “他还是睡得不安稳吗?”
　　“不，已经好一些了，”我说。 “好得多了， 请别担心……”
　　“让他用这支体温表吧，”她请求道，好像体温表能起什么作用似的。
　　“依我看，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又安慰这位妇女。
　　她掏出手帕，低下头，走了。
　　我对妈妈和外婆说： “莫非你们以为，如果你们那位……大提琴手得了流行性感冒，也会有这么多人给他打电话?也会买上这么多体温表?……”
　　“嘿，你啊！……这能比吗?”外婆扬声说道。“这可关系到人的性命哪!”
　　“对，人们需要他，”我说。
　　“当然！”妈妈高声说道。
　　要是爸爸不得流行性感冒，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也就是说，她也许会讲同样的话，但不会这么响亮，这么自信。
　　所有的报纸都讲到要与病毒性感冒进行无情的斗争，而我对这些病毒却很有情，甚至爱上了它们……有什么办法呢?它们可给我帮了大忙啦!
　　 那天，我打定了主意，如果以后家里人低估了我，我也要生一场重病，最好是死去……死一段时间，只要让他们大家都明白他们失去了一个多么宝贵的人就行!但是，很遗憾，这是办不到的，因此我就要生一场病！那时，我们全班(四十三个同学)都会给我打电话。我可真得好好努力啊，到那时大家马上就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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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叶戈罗夫
　
　　有一次，爸爸对我说： “你知道，我几乎也感觉到我的病人所忍受的那些肉体上的痛苦。”为了不让妈妈和外婆听见，他说得很低。爸爸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对她们说这些话，因为他觉得她们会过于夸大其词。也许，他只是不想让妈妈知道，他经常在“肉体上”感到痛苦。
　　但是爸爸对我无话不讲！他这一辈子，从四年级开始，就只喜欢妈妈一人，就连这个他也告诉我了。
　　“有的朋友对这感到很奇怪，”有一次爸爸对我这样说。
　　“让他们去奇怪好了!”我说。“真是些不幸的人！这只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妈妈这样的女人罢了……”
　　总之，爸爸对我从不保密。
　　我觉得，如果什么时候我必须动大手术，我定能轻松愉快地挺过去，因为所有爸爸做过的大手术，他都详细地对我说过，我对这些手术好像已经习惯了。
　　爸爸总得要和别人谈谈心啊！他不愿意让妇女难受，而男人，除他以外，家里只有一个，这就是我！
　　我知道所有重病人的名字和父称，也知道他们的亲戚，因为他们总是不断地往我们家打电话。爸爸向他们报告说：“今天我们开始给您的丈夫翻身了！”“您的儿子已经学会走路了!是的，又走了……已经能够走到窗户那儿，祝贺您！……”
　　“我看，你们医院里一定没有问事处，”有一次外婆说。
　　 “动手术时，往往亲近的人比病人更难受，”爸爸回答说， “因为不给他们上麻醉啊！因此我总设法哪怕是通过电话来产生一点‘麻醉’作用。”
　　爸爸对病人的情况，譬如他在哪儿，干什么工作，有什么理想，几个孩子都了如指掌。
　　“不了解别人的生活就无法干预别人的生活，”他说。
　　“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爸爸总是很怕引起妈妈和外婆的不安，因此，每当早晨爸爸愉快地放声歌唱时，我就知道，他的心里十分忧郁，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担心。那时，我就悄悄地把爸爸拽进厨房，问他：
　　“是不是今天有大手术?你很激动吧?”
　　“轻巧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爸爸几乎每次都这样回答，然后又说： “是啊，有不少麻烦事儿……”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我的回答呢，就是我相信爸爸。爸爸的心情马上就变得轻松了，也不再唱歌了。
　　白天，我对外婆说：
　　“我要问问热尼卡几何的事情。”
　　拨的电话号码却是医院的，等爸爸来接电话时，我问：
　　“怎么样，你的作业做出来了吗？”
　　爸爸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和他总是相互了解的。
　　晚上，爸爸回到家里，我从他的脸色可以准确无误地猜出：病人有没有并发症，体温高不高……
　　但是，有一次，爸爸的脸色叫我无法捉摸，他既不忧郁，也不愉快，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走起路来也不同往常，就是说，从走路的样子也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害怕了。
　　“出事了吗?”我悄悄地问他。
　　“他死了。”爸爸回答说。
　　“谁?”
　　“叶戈罗夫……伊凡・巴甫洛维奇。”
　　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说过叶戈罗夫的事情，而且那天早晨爸爸既没激动，也没唱歌。是的，妈妈和外婆是到城外去了，要离家三天。不过，不论怎么说，我还是应当察觉出来的呀!
　　“他多大岁数了?”
　　“是啊……这是这种状况下的第一个问题。多大岁数，这有什么关系!他应该活着。”
　　“那他是……什么病？”
　　“病例不重。问题就在于他患的不是重病！手术情况很好，可后来……怎么对你说呢？血凝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血栓。”
　　“那就是说你没有责任? （爸爸看了我一眼)我不是想说这个，不过，你没做错。”
　　“他死了。前天，他的母亲来找过我……你懂吗？”
　　“那么，他很年轻?”
　　“五十七岁。”
　　“那……他的母亲呢?”
　　“七十八岁了，但还麻利，眼睛也很有神……她说，‘幸亏瓦宁的妻子在疗养院，孩子们都在别的城市里，要不夜里发起病来他们要吓坏了。’我还开玩笑地说：疾病发起猛攻并不可怕，我们定能把它击退!”
　　“她已经知道了?……”
　　“我告诉她要过五天左右才动手术。叶戈罗夫让我这么说的，免得她担心……”
　　“呵，伊凡・巴甫洛维奇要给他的母亲来点麻醉剂。”我想着，又问：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马上到她那里去，亲自把一切情况告诉她。”
　　“我也去。”
　　“去吧，不远，就在曙光电影院的院子里……她对我说过：‘瓦尼亚回家时，您也来……”
　　我挽起爸爸的手，扶他走了出去。他没感到惊奇，也没把手抽出来，这说明他需要我！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在意。
　　“她对我谈起他的情况。做母亲的几乎都是这样，想要让我喜欢他们的孩子，也就能精心地做手术……”
　　 爸爸和我谈论叶戈罗夫时，仿佛叶戈罗夫是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而他的母亲的年岁与我的妈妈相差无几。
　　“世界上，母亲最怕失去自己的孩子，”爸爸说。 “他们相信，我们医生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可现在，你看，竟是这样……”
　　我走着，心里在想：“为什么小小的血块会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什么细细的血管能决定人的生死?为什么?”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爸爸，他回答说：
　　“我们正努力设法克服这种状况。”
　　爸爸很刻苦，这我知道……
　　“你说，你能预料到这个吗?”
　　“医生应当事先估计到所有的情况，”他生气地答道。
　　不过，我还是又提了一个问题：
　　“要不让这种情况产生……你能吗?”
　　“我应当这样。”
　　我突然明白了，爸爸不是生我的气，他是生自己的气，我可不能让他这样!
　　“你应当这样?还是你能这样?你告诉我……”
　　“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医生，”爸爸说。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在考虑我，也就是考虑自己，而不是……算了吧……”爸爸挥了探手。
　　“既然你从来不会考虑自己，那就应当有个人为你考虑，”我重复了不止一次从妈妈那儿听来的话。
　　我们走进了院子。马上我就发现，爸爸不知道门牌号码，他只记住了电影院，可忘记了门牌号。
　　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在给树丛，草地浇水，从抓软水管的姿势，我马上就判断出他不是管院子的人，是自己来浇水的。看到我们东张西望，他问：
　　“你们找谁?”
　　“叶戈罗夫家住在哪里？”爸爸问。
　　“啊――您带儿子来请他管教？”不知为什么，他显得高兴起来。“我们这幢房子里只要有哪个小孩碰到难处，马上就带他来找伊凡・甫洛维奇，他对他们可有办法了！可现在，别的房子里的人也来找他啦?……他住在第一单元，二楼……几号我忘了！不过，他眼下住在医院里。”男人叹了口气，皮管里的水径直对着一棵树不断流着。“她不在，喏，孩子们把桌子也搞坏了……玩武术，这些运动家！在他回来之前我们不修理，看他们怎样向他交代！要是他在，那桌子是不会被搞坏的，绝对不会！都尊敬他……对这些花啊，树啊，孩子们可关心呢！为什么？是伊凡・甫洛维奇载的。这棵苹果树也是他的……他住在第一单元……在几号？”他问拎着手提包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一位妇女。
　　“谁啊？”
　　“叶戈罗夫。”
　　妇女立即将手提包放在地上，神情十分忧郁，很沉重。
　　“他就住在那个单元！七号。他快点回来吧！我的儿子就怕做算术，他可喜欢伊凡・甫洛维奇了，后来，因为他的缘故也就喜欢算术了，总得四分。孩子没长成人，我就不离开这儿！我送你们去，他的母亲大概在家……”
　　我真担心，生怕爸爸会说：“伊凡・甫洛维奇已经不在了……”但是爸爸没吱声，大概他为了这些人想让叶戈罗夫的生命哪怕稍微延长一点也好。
　　我们随着妇女走去，我拎着她的一只提包，爸爸拎着另一只。她仍然说个不停：
　　“学校里的朋友们常来找我的儿子，他们可想伊凡・巴甫格维奇呢。我也上过学，我记得……要是有一课不上了，我们就高兴得要发疯了！可这些孩子惦记着他，他们还打算到医院去看他。我住在这里，一楼……你们上楼吧，他住在那儿！”
　　她信手按了按门铃，女邻居给她开了门，一脸忧虑的、不满意的神情。
　　“您怎么不带钥匙?打断别人的事情……”
　　“这儿有人找伊凡・巴甫洛维奇家。”拎着手提包的妇女不知为什么说了这样一句话。
　　女邻居笑了，仿佛在找他家的客人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似的。
　　“伊凡・巴浦洛维奇就住在我们楼上，就在我家楼顶上！”
　　我们上楼了……我们走得很慢，就像在数楼梯的级数，又像是大病初愈之后。
　　“他活着……活着……活着！……”我的耳朵里反复响着。“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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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年人”晚会
　
　　 我认为，一个人不是去参加晨会，而是被人邀请去出席晚会时，他就可以算作是成年人了。
　　一次，爸爸邀请我去医院，也就是去他的工作单位参加节日晚会……我答应了，而且立即感到自己好像更有自信心，更加大人气了。
　　妈妈、外婆在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最后一次对我们仔细端详一番，再三叮嘱我在医院里别说傻话，要时时记住，我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其实，就是我想忘记这一点，那天晚上也是办不到的，因为爸爸的每个同事都要问我：
　　“喂，你上几年级啦？”
　　“六年级。”我答道。
　　“不可能！”
　　然后每个人又必定对爸爸感叹道：
　　“你的儿子已经这么大了？！真叫人难以相信……不过长得真像你，真像！”
　　妈妈也总说我长得像她，因此我对自己的外貌不能得出固定的看法。
　　妈妈长得很漂亮，至于爸爸，外婆有一次说：“他，当然很难说是漂亮……”
　　“要是你难说，那就别说！”我回答她说。 “随你便，反正大家都喜欢他!”
　　“达一点我同意，”外婆说。 “你干嘛生气呢？外貌对于男人来说，一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真的，确实没有。”当我看到大厅里的妇女轮番走近爸爸，竭力赢得他的好感，并对他说我长得像他时，心里这样想道。
　　那天晚会上我也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这倒并不仅仅因为我是和爸爸一起来的……文学老师常常要求我们，也就是她的学生们，尽可能要有“鲜明的个性”。在那挂着大标语、饰有鲜花的大厅里，我生平第―次做到文学老师所希望看到的那样：除我以外，大厅里没有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因此，我感到我的个性极其鲜明。终于，大家都坐下来了……我听到自已的姓，差点儿没像在课堂上那样，跳了起来，原来是爸爸被选进主席团了。
　　“这就对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奶奶说，她有一张生气的面孔，那双眼睛也是爱找碴儿的样子。听到这种人说恭维话，叫人特别畅快。
　　其他人在听到我和爸爸的姓之后，没有讲话，但使劲鼓起掌来，于是，我懂了，他们与老奶奶的意见完全一致。
　　“真可惜，妈妈和外婆没有看到这些！”我想。 “当然，我可以告诉她们……不过，第一，爸爸一定不准我讲，而且，即使我把事情说得很小很小，他们也会说我夸张得很大很大。第二，百闻不如一见嘛，这是早就知道的格言。”
　　我生平第一次听报告!报告很短。
　　“不错！”坐在我旁边的老奶奶脸色阴沉地说，往主席台上报告人离去的地方点了点头。 “很快就讲完了。”
　　可我还想再听下去！
　　“现在谈谈我们医院里的好人好事。”主席说。
　　大厅里的人都静下来了，并且稍微有一点紧张，我也担心起来，当然，不是为自己……”是为爸爸。
　　主席继续说： “我们把我们过去的病人请来了，让他们说吧……”
　　我用心地到处看了看，但是分不出谁是过去的病人，谁是健康的人。
　　“这儿有谁……病过?”我轻轻地问那好像在生气的老奶奶。
　　“怎么，你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对啊，就是这么回事。”她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双唇稍微张开了些：大概，她这是在笑。
　　一个高大的男人向主席台走去，我觉得，大厅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的身体更好。
　　“安德柳沙……”老奶奶说，又像刚才那样笑了笑。
　　从大厅的四面八方传来了耳语声：
　　 “安德柳沙……安德柳沙……”
　　 “这儿大家都认识他吗?”我问老奶奶。
　　 “怎么会不认识呢。他本来身体可差啦，真差……”
　　 我也认识这位爸爸过去的病人。
　　 “要是能让他站起来就好了!”爸爸说过。 “要是我能做到就好了！……”他能……过去的病人已经站起来了！
　　 主席台只到安德柳沙的腰部，他用双手撑住主席台，仿佛想撑起来跳上去。
　　 “我又参加工作了，”安德柳沙站在讲台上说道， “我打冰球!这是由于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有这样一个人……”
　　 我往主席团那边看了看，就知道这是指的谁：爸爸不见了。在这之前他就坐在那里，在台上，最后一排，现在他完全弯下身子，躲在另一个人的背后。
　　 还有两个过去的病人说，由于爸爸的帮助，他们“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明白，他们并不希望在爸爸的帮助下再次得到生命……但是，他们看着爸爸的那种神情使人觉得，仿佛那些非常美好的、非常愉快的回忆都是与爸爸联系在一起的，要知道，我顺便说说，是爸爸给他们开刀的……
　　我坐在那里，做了各种虚构的设想：“如果我在学习上门门功课都得五分， (不过这在我的生活中还从未有过！) 那么，全校大会上就会突然表扬我，对这件事，许多同学可能会不喜欢，真会这样……”可在这儿，所有的医生、护士和阿姨都很高兴，瞧他们那笑容，就像是在感谢他们似的。我想：“这是为什么?大概，这是因为他们都喜欢爸爸……”然后是音乐会，再后来是舞会……妇女们又走到爸爸这儿来了：他们请他跳舞。我心里又感到十分懊恼，因为妈妈和外婆没看到达一切。
　　“我不会跳舞……”爸爸抱歉地说。 “最好请安德柳沙跳吧！”
　　“到他那儿，简直走不过去。”一位年轻妇女对爸爸说，她穿着白大褂，大概那天晚上值班，是抽空跑出来的。
　　真的，简直没法走到安德柳沙那儿去。他跳的次数最多，笑声最高，讲话最响，仿佛他想向自己证明，他什么都能干……
　　爸爸没伤害我的自尊心：他一次也没看表，没有说该回家了，因为我已经该睡觉或者该做功课了。我们是和大家一起到存衣室去的。
　　我们已经下了楼，爸爸已经将号码牌递过去了，突然，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跑来，在他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话。
　　“请送送我的儿子……”不知他是对安德柳沙还是对生气的老奶奶说的，或者是对别人说的。
　　大家都愿意送我。
　　“我要留在这儿……不会太久，”说着，爸爸就跟着穿白，大褂的人匆匆走了。
　　“他干嘛……要留下?”我问。
　　“他有事。”长着一副好挑剔别人的眼睛的老奶奶说。
　　“什么……事？”
　　“他要救人……”
　　我走在街道上。虽然离过节还有整整三天，但街上已是一派节日的景象。爸爸过去的病人安德柳沙走在我的旁边，看着五光十色的灯光，他显得那么高兴，仿佛有个时候他已不再指望能看到这些灯火似的。
　　快到我们家的时候，安德柳沙也忍不住了，他说：
　　“你长得像父亲！真的……很像！”
　　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这是对我的夸奖。
　　这时我想到，大概我仅是看上去像爸爸，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外貌像……我想：“如果要真正像他，那我还得……我知道，要使别人得到幸福，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以上为书籍的全部内容，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