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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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作者：杨海英
　　（一）
　　在考察洪承畴经略西南问题时需要注意三个因素，这既是洪氏出镇西南的背景，也直接决定了他经略西南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以及身家结局。其一，南明方面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东征北伐，意味着永历政权所拥有的军力足够与清军抗衡，南明与清朝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清廷为此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态势；其二，作为两军对垒的前线，湖南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三，清廷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出现的改弦更张趋势。这三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是：洪承畴作为西南五省经略，独掌大权出镇湖南，老师靡饷屯兵坚城，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处处得到迁就。这样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阶段的历史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更加隐晦、曲折和复杂。
　　从顺治九年开始，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第三次抗清高潮出现，意味着南明与清廷之间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此之前，抗清复明运动两起两落，清军战线逐渐推进到西南地区[2]。顺治八年正月，清定南王孔有德进驻桂林，以总兵马蛟鳞克柳州，线国安、全节、马雄等分守南宁、庆远、梧州，进逼贵州[3] ；八月，清平西王吴三桂、都统李国翰奉命征四川，九年分兵攻取成都、嘉定、叙州、重庆等川北、川南地区，驻师绵州，兵锋直指南明永历政权。
　　面对清军的箝形攻势，南明方面毫不示弱，“可望承制命定国、文秀经略楚蜀”[4]。五月，李定国与冯双礼率步骑八万，出师东征，从贵州镇远出发，下偏桥，攻沅州、靖州，破武冈、宝庆，直逼桂林，七月四日攻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不敌自焚。八月，李定国北上永州、衡州，分兵经略江西吉安等地。九月，孙可望自将“驾前军”会同白文选等，号称十万，出兵沅靖，十一月攻入辰州，斩杀清辰常总兵徐勇，从根本上扭转了自顺治六年以来南明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清廷没有料到南明能够组织如此强劲有力的反击，急忙调整战略部署，命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止往贵州，取湖南宝庆后入广西剿贼”[5]。尼堪遂率八旗劲旅猛扑湖广，李定国避其兵锋，退出衡州，于城外设伏击毙尼堪，“余军舆尸归，上下忧虑，不遑他事。”[6]清军在湖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湖南以外的地区，南明与清朝在军事上的接触也进入相持阶段。
　　在四川，与李定国东征同时，刘文秀率军六万北伐，“蜀人闻其至，所在响应。诸郡邑为吴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战于叙州，被围数重，三桂走绵州。”[7]清平西王吴三桂自血战入关后，惟在四川遇此劲敌败北，刘文秀军在川南所向披靡，八月收复叙州、重庆、嘉定、成都等地，包围川北的保宁，三桂敛军退守，后虽以文秀轻敌，三桂险胜，但十二月孙可望部将李化入成都，“成都州县复设官”，川南、川西和夔东仍为南明所守，“大清与可望照旧地方据守”[8]。
　　在湖北，第二次抗清高潮后退走西山的原李自成部将塔天宝、党守素、李来亨、袁宗弟等，从川东南进入郧阳的原明末陕西农民军首领姚天动、黄龙为首的十三家余部姚黄，原郧阳总兵王光恩之弟王光兴、王光泰兄弟的武装，也频频在郧襄、荆州一带骚扰清军，“声气相通”，“不时出没”；湖广的局面，“上窘于天，下迫于逆寇，赋税无征，制兵单薄……封疆危急实有万分。”[9]
　　李定国因与孙可望的矛盾，避走广西，准备联合郑成功海上武装共图两广，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大清两王以定国在广，疲于奔命。”[10]
　　清军不仅在军事上面临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而且，后方也没有完全巩固，经济凋敝,财政困难[11]。清廷内部甚至出现弃楚、粤、桂、赣、川、滇、黔七省而与南明媾和的主张[12]，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危机。形势的变化甚至在国外也引起反响：朝鲜廷臣认为清朝“危亡之兆已见”[13]，日本原来对南明乞兵抱冷淡态度，“近来其议稍变，或有欲救之议。”[14]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清廷决策者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以下几个方面，都表现出清廷实行战略收缩的意图：
　　军事上，开始与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进行和谈。九年十月清廷以刘清泰出任浙闽总督，带着郑芝龙所写的信件，“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劝之接受清廷建议。偷袭郑氏“金穴”厦门的福建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巡按王应元等也被撤职，还连发两谕招抚郑氏，不断放宽谈判条件。[15]
　　政治上，特别颁诏赦除前罪，规定“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16]纵观清初尽赦前罪政策，不外除旧立新、尊崇喜庆、争取人心三端，而以争取人心、作出政治让步为大端。如顺治五年底大同姜反清，清廷曾连颁三诏，强调悔罪投诚者，从前罪犯可以宽宥、赦免[17]。此次颁诏，无疑也是为了争取人心而特别采取的政治让步策略。此外，清廷还打出提倡礼义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殉君死难及顺治元、二年间抗清死难的志士[18]，这样，既可表明朝廷为正朔所系的内涵，又可从多方面分化抗清阵线。
　　经济上，清廷也作出让步，给予部分抗清活动激烈的地区一点实惠，颁诏免除钱粮。如十年四月分别免除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拖欠钱粮及福建拖欠的钱粮[19]，既是承认事实，也寓收买人心之意。这种全面收缩的态势，无疑是清廷统治遇到严重障碍的表现――清朝与南明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
　　在两军对垒的西南前线，湖南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清初以来，这里的局面反反覆覆，清朝的统治势力曾两次到达湖南，又先后被抗清势力一一逐出，局势非常微妙。
　　明末以来，湖南就是兵火连天的战场。顺治二年原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等联合李自成余部共同抗清，苦心经营，勉力支撑，曾经有过粗安的局面。顺治四年二月清廷以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汉三王”南征湖南，在长沙设官安民，出现过“城市无惊”,“太平有象”,“惟不禁抢夺，各乡百姓男妇被掳掠甚广”[20]的现象，五年三月，清军班师。在此前后，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等陆续叛清，南明方面李过等遂联合数十股武装，分头进攻湖南，“各府州县尽为贼有，仅保长、辰两孤地，百姓之存者又死，田地之熟者又荒矣。”[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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