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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6-10-275: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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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讲§年号§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重归最初》的系列文章采用年号和旧历,而非公历纪年。这是因为旧历与公历的月、日并不吻合,如要把日本传统史书所采用的年号和旧历纪年都折算为公历,将是一项艰巨又难以准确的工作。具体说来,当时使用的是我国唐代司天官徐昂所制之宣明历,此历我国在唐代后期使用了七十一年,而在日本从862年至1684年共八百余年间被一直采用,是日本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战国时代在位的总共有五位天皇,分别是后土御门(1464~1500)、后柏原(1500~1526)、后奈良(1526~1557)、正亲町(1557~1586)、后阳成(1586~1611,以上括号内均为在位年代)天皇。一般游戏中出现的是后三位。天皇改元的时间可以在一年的任何一天,所以一年中可能有两个年号,例如元龟四年(大致相当于公元1573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元为天正元年。但习惯上以新年号为准,室町幕府的灭亡一般都说成在天正元年七月。以下列出的是玩家常见的部分战国时代的年号:
  大永(1521~1528);
  享禄(1528~1532);
  天文(1532~1555);
  弘治(1555~1558);
  永禄(1558~1570);
  元龟(1570~1573);
  天正(1573~1591);
  文禄(1592~1596);
  庆长(1596~1615)。
  其中天正至庆长期即安土桃山时代的时间。庆长二十年(1615)五月的大坂夏之阵,丰臣氏战败灭亡;同年七月十三日改元元和元年,其后至幕末二百五十年间未有战乱,所以江户幕府称这一事件为“元和偃武”。
  第二讲§地名§
  日本自平安时代初期形成六十六国二岛的行政区划,直至幕末无变化。明治元年(1868年)曾细加划分,新增十一国,废藩置县时被一起废除。六十六国二岛共分为五畿七道,分别是:
  畿内五国(五畿):大和、山城、摄津、河内、和泉;
  东海道十五国:伊贺、伊势、志摩、尾张、三河、远江、骏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上总、下总、安房、常陆;
  东山道八国:近江、美浓、飞、信浓、上野、下野、陆奥、出羽;
  北陆道七国:若狭、越前、加贺、能登、越中、越后、佐渡;
  山阴道八国:丹波、丹后、但马、因幡、伯耆、出云、石见、隐岐;
  山阳道八国:播磨、美作、备前、备中、备后、安艺、周防、长门;
  南海道六国:纪伊、淡路、阿波、{岐、伊豫、土佐;
  西海道九国二岛: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萨摩、大隅、壹岐岛、对马岛。
  有时候,也根据中国的习惯而称各国为州,如甲斐为甲州,远江为远州,纪伊为纪州等,故西海道九国合称“九州”。相应,各国的国守,谓之曰太守。另外,陆奥、出羽(不少游戏中分陆奥为岩代、磐城、陆前、陆中、陆奥,分出羽为羽前、羽后,其实是明治初年的细分)地方为“东北”;山阴、山阳两道为“中国”(这是相对京都、奈良的距离远近而言,六十六国各有远、中、近之分,如九州诸国就属于远国,但通常“中国地方”仅指山阴、山阳两道;同时也有“日本国中部”之意,因为古代奥羽的大片土地还是虾夷人的居住区);京都、大坂地方为“关西”;箱根(在伊豆与相模的交界处)以东的相模、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八国地方为“关东”,上杉谦信的“关东管领”职,名义上管领的就是这些地方(外加甲斐、伊豆)。
  各国的政厅(国衙)所在地称为国府或府中,府中所建的城堡自然就是府中城。这种公家政治时代的产物直到战国时代仍有遗留,其实骏府就是骏河府中的简称,同样甲府城也就是甲斐府中城。当然,其作为国衙所在地的职能早已名存实亡。
  国中还有其它各种城、砦、关等,其名多由所在地名而来。天皇与足利氏(将军家、管领家等)的居馆专称“御所”,如京都御所、室町御所、镰仓御所、小弓御所。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名有重复出现:备中、伊豫、武藏都有松山城;石见、能登都有七尾城;与羽柴秀吉水淹的备中高松城隔濑户内海相望的有{岐高松城,等等。同一个地名,在同样的读音下有时会有数种汉字写法:“小弓(お·ゆみ)御所”也作“生实(おゆ·み)御所”;德川家康的居城远江滨松城的前身有“引马”、“曳间”、“引间”、“曳马”排列组合的四种写法;等等。究竟该怎样写就看个人的喜好了。
  第三讲§人物姓氏§
  在古代日本,一般百姓是没有姓氏的。公家、武士的姓氏往往是从地名演变而来。追溯这些姓氏,可以发现有些是同源的。皇族子孙中不能继承皇位的庶流(支流),就被任为京职或下放到地方;若累代皆为庶流,极可能就失去了公家身份而成为地方领主(再发展为武士集团)。其间可能即以所在地方名为姓氏;这一姓氏的庶流再分,也会出现另立门户的情况。足利氏源自清和源氏,祖上因继承下野国足利庄等地而改姓足利;吉良、今川、斯波、一色等,都是通过类似方法再从足利氏分出的支系大名。这些大势力后经过转封大都离开了原先的发迹地,而从大量较小的地方势力上还是能看到这种以地名为姓的情况,如{岐十河城的十河氏、土佐安艺城的安艺氏、摄津伊丹城的伊丹氏、骏河葛山城的葛山氏、下总结城城的结城氏,等等。根据地名而改姓的例子虽然多数发生在镰仓时代以前,但战国时代以后仍有出现。今川氏真风雅亡国,最后依靠德川家康而定居于江户品川,其次子高久即改以品川为姓。
  大量的是因过继而改姓。有的家族在绝嗣时只得将养子或女婿(婿养子)改姓纳入本家以存家脉。弘治年间(1555~1558),飞国司姊小路家无后,即由飞国内的豪族三木良赖(姊小路良赖)继嗣;而上杉谦信不近女色,继嗣的只有养子。然而,战国乱世,过继更多地带上了谋略与外交的色彩。游戏中,不少大家族的“一门”存在着异姓,除少数为同族的庶流(一般出现于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中,如大友家的立花、户次、高桥,今川家的堀越、小鹿、濑名,南部家的北、九户、石川)外,其余像毛利家的吉川、小早川、穗井田、天野,三好家的安宅、十河,长宗我部家的吉良、香宗我部,织田家的北、神户,武田家的一条、仁科、葛山、松尾,伊达家的亘理、留守,都是以非嫡长子过继一些弱小家族的结果。这实质是一种和平兼并的手段,那些弱小家族大都并非绝嗣,但不得不将家督之位让给养子。两国同盟时较弱的一国还会将自己的亲子送去作养子,实质上类似于人质。例如上杉家的上杉景虎(北条氏秀)、上条政繁(山政繁)。有时候,亲族之间也互相过继养子。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好家的养子关系,三好长庆的嫡子义兴二十二岁就去世了,即由四弟十河一存之子重存(三好义继)过继,又把二弟三好义贤之子给十河一存作了养子(十河存保);小早川秀包是毛利元就七十一岁时得的末子,与元就的三子小早川隆景虽为兄弟,年龄相差三十四岁之多,于是就作了隆景的养子。
  养子关系也可以解除。宇都宫广纲与结城、佐竹两家同盟,就将次子(结城朝胜)送给结城晴朝作养子,可是结城晴朝没有其它子嗣,丰臣秀吉想让德川家康的次子秀康入嗣结城家,最后又硬行将结城朝胜退回了本家。结城秀康则因反复入嗣,先后有德川、羽柴、结城、松平四个姓。
  另有一些少见的改姓情况。松平氏据传为出自新田氏的德川(得川)义季的后裔,所以家康恢复了旧姓德川,也许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但除家康的嫡流以及第九子义直、第十子赖宣、第十一子赖房三家(即后来江户时代的“御三家”)可用德川姓外,其余仍姓松平氏。至于木下藤吉郎改姓羽柴、丰臣的经历则更已为玩家所熟知。丰臣、德川政权还分别以羽柴、丰臣和松平姓赐予亲信或有力大名。丰臣秀吉统治时期得到赐姓的有五大老及细川忠兴、筒井定次、丹羽长重、堀秀政、长谷川秀一、蒲生氏乡、池田辉政、稻叶贞通、稻叶典通、蜂屋赖隆、佐佐成政、里见义康、京极高次、长宗我部元亲、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福岛正则、小早川秀秋等数十人,然而关原会战之后,随着德川家康的霸权确立和西军方诸大名被减知转封甚至除封,这些赐姓大都被废止了。赐姓的一个特例是龙造寺四天王之一的百武贤兼,因武勇力敌百人而被龙造寺隆信赐予“百武”之姓。
  僧侣是舍弃了俗姓的人,在游戏中往往被冠以寺号,如本愿寺、安国寺、曼殊院等,不能视之为姓氏。但公家常以菩提寺(作为一族永久的墓所而建的寺庙)的寺号为姓(西园寺、劝修寺等),寺院领地内的住人也会以所在寺号为姓(乐岩寺、大宝寺等),同样与寺庙有关,却都是货真价实的姓氏。总之,僧侣和商人的情况比较特殊,名称前加缀的可以是道号(太原雪斋)、商号(茶屋四郎次郎)、地名(山上宗二)等,不一而足;其中有的世代沿用,已经相当于姓氏了。
  第四讲§人物名讳§
  战国时代的人们,随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会逐渐拥有越来越多的名号。有时同一个人物,换一种称呼,我们可能就不认识了。先以上杉谦信(长尾景虎)的各种名号为例:虎千代①、平三②、景虎、政虎、辉虎③、宗心、谦信④,这些名号大致可以分成四类。
  ①“虎千代”是上杉谦信的幼名,即未成年时的非正式名。大都叫做“××丸”,比如松寿丸(毛利元就)、芳菊丸(今川义元)、千熊丸(三好长庆)、盐法师丸(大友宗麟)、虎寿丸(岛津义久)、梵天丸(伊达政宗)等,这是武士阶层特有的幼名格式。其实“丸”原是蜣螂推的粪球的意思,起个贱名字,好让魔鬼邪物看不上,从而保佑小孩子不早夭,和我国农村过去起些带狗字之类的名字一样具有避邪的意味。也有少数例外,如太郎(一作“胜千代”,武田信玄)、吉法师(织田信长)、日吉(丰臣秀吉农民式的幼名,后来史书为了拍他的马屁,硬是写成了“日吉丸”)、竹千代(德川家康)等。
  游戏中有一位人物是始终以幼名相称的--信长的宠童森兰丸,即使活到三四十岁,仍旧叫“兰丸”,也挺滑稽的。其实,在本能寺为信长殉死时虽然年少(十八岁),但已经“元服”(一般十二岁以上男少年的成年仪式)有了正式名“长定”,信长深爱兰丸,特意让其在成年后仍旧着童装而不束发。而人们习惯上总是称其幼名,也许是出于对美童的爱慕吧。森兰丸的两个弟弟,同在本能寺殉难的森坊丸(长隆)与森力丸(长氏)的名称,也是同样情况。
  ②上面提到“元服”,即十二岁以上男少年的成年仪式。“元服”以后,就有了“通称”(通常时称呼的非正式名)和正式名。长尾家源出于平氏,于是谦信的通称就叫做“平三郎”(简称“平三”)。通称中的数字多数并没有长幼次序的含义,而仅仅是沿袭。在一段时期内,家族中的一些特定通称只有作为继承人的子嗣才可使用,沿用较长的如六角家的“四郎”,今川家的“五郎”和“彦五郎”,北条家的“新九郎”等。因为历史记载不详,有的人物只留下了通称;而少数有名的武将,虽然有正式名,但通称更为人所乐道,羽柴秀吉的两大军师--竹中半兵卫(重治)和黑田官兵卫(孝高)是个中典型。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服部半藏(正成)也是以通称著名,而“半藏”之称为其子孙世代相传。通称可以置于姓与正式名间一并称呼,如“长尾平三景虎”、“柴田权六胜家”、“山本勘助晴义”、“天草(益田)四郎时贞”等。
  ③正式名一般由两个汉字(极少数为一个汉字)组成,其中往往有一个是“通字”,即代代相承使用的某个固定汉字。织田家的“信”,毛利家的“元”,尼子家的“久”,朝仓家的“景”,伊达家的“宗”等等皆属此例。由于使用了通字(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不使用通字或改变通字的情况),家族中上下几代人之间同名的机率大为提高。伊豫守护河野家在战国时代内就出了两位“通直”和两位“通宣”,而两位“通直”在游戏中也经常露面,日本的史书中为了便于区分,只好各加以官名称为“弹正少弼通直”和“伊豫守通直”;伊达家第九代和第十七代都叫“政宗”,这可能也是人们常称后者为“独眼龙政宗”(前者称“大膳大夫政宗”)的原因之一;血缘和时间上最接近的是岛津义弘的四弟和三子,都叫作“家久”。
  上杉谦信的正式名有景虎、政虎、辉虎三个,涉及到了“赐字”的问题。赐字即地位高者将自己名字中的上字(两个字中的前一个字)或下字(两个字中的后一个字)赐予地位低者作为其上字,一般都是赐下字,得到上字的相对更为荣耀。“景虎”是谦信最初的名字,因生肖属虎,幼名和正式名中都有“虎”字,而“景”则为长尾家的通字;永禄四年(1561)在镰仓鹤冈八幡宫举行关东管领的正式就任仪式时,接受了原关东管领上杉宪政的姓氏和“政”字而改名为上杉政虎;同年十二月又受将军足利义辉赐予一字而改作“辉虎”。得到有地位的人的赐字在当时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有心的读者在之前的连载中也许会发觉,今川义元之“义”和武田晴信之“晴”出自同一人,即室町幕府第十二代将军足利义晴。家臣往往从主君处接受赐字。某家大名家臣团的名字中,如果有一、两个字使用频率特别高,同时又为主君名中所有,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为赐字了。“主君赐字+通字”成为家臣们最不用动脑筋的起名公式。伴随着主君的更替,赐字也不断变化。南近江的守护六角定赖、六角义贤两代,家臣有三云定持--三云贤持(早逝,游戏中一般看到的是其弟三云成持)、蒲生定秀--蒲生贤秀、后藤定丰--后藤贤丰等。类似的有趣情况在很多大名家中都可以发现。《信长之野望》系列的《霸王传》中曾把赐字作为褒赏家臣的手段之一,其实不少武将名中已含有赐字,还有一些是以通称或号相称,再予赐字就显得不伦不类了。所以这一项功能在以后的系列中再没有出现。
  赐字带有明显的主从关系色彩,在战国时代更是如此。浅井长政最初叫做“贤政”,因长政之父浅井久政时屈从于六角家的威势,是结合六角义贤之“贤”与浅井家的通字“政”而起的名字。但长政不甘于屈辱地位,终于与六角家断交而舍去了名字中的“贤”字。无独有偶,松平元康摆脱今川家而独立时,也舍弃了今川义元赐予的“元”字。
  ④僧侣、茶人等多以“号”代名,武士中拥有“号”的也大有人在(但真正为人熟知的不多)。号,有的是法号(道号),有的是斋号。日本的茶圣千利休,法号宗易、利休,斋号抛筌。由于茶道的精神大量来源于禅宗思想,茶人有参禅的传统,“宗易”是其二十四时在南宗寺参禅所得的法号;天正十三年(1585)丰臣秀吉升任关白时,与千利休共同主持邀正亲町天皇参加的宫内茶会,“利休居士”是当天由天皇所赐,此时利休已经六十三岁了。所以《太阁立志传Ⅰ》中称“千宗易”,一般情况下倒要比其他游戏中称“千利休”更准确一些。
  我国北宋的文学家苏轼,号东坡居士,人们更习惯于称其为“苏东坡”。日本历史上这类情况更多见,请看下面的战国人物,后面注的正式名是不是反而不那么响亮了?
  山名宗全--持丰
  北条早云(早云庵宗瑞)--(伊势)长氏
  驹井高白斋--政明
  斋藤道三--利政
  朝仓宗滴--教景
  稻叶一铁--良通
  氏家卜全--直元
  太原崇孚(雪斋)--(俗姓庵原,名已佚)
  本愿寺显如--光佐
  本愿寺教如--光寿
  细川幽斋--藤孝
  细川三斋--忠兴
  织田有乐斋--长益
  上杉谦信--政虎
  武田信玄--晴信
  穴山梅雪(梅雪斋不白)--信君
  长坂长闲(长闲斋)--光坚
  大友宗麟--义镇
  立花道雪--(户次)鉴连
  高桥绍运--镇种
  柳生石舟斋--宗严
  伊东一刀斋--景久
  有地位的人物死后可能还有谥号和“法名”(有点像我国古代的庙号),德川家康地位特殊,更拥有“神号”:东照大权现。这些死后追赠的名号一般极少接触,就不赘述了。
  ※此外,与地名上的情况类似,同音的日语汉字时而通用的现象也广泛存在于姓氏和各种名号中,如“东”与“藤”(とう,伊东一刀斋--伊藤一刀斋、安藤守就--安东守就),“助”与“介”(すけ,山本勘助--山本勘介、山中鹿之介--山中鹿之助),“义”、“可”与“吉”(よし,大友义统--大友吉统、堀尾吉晴--堀尾可晴),等等。汉字中意义相同的字在日语中常常读音相同,如“满”和“盈”都读作“みつ”,是故宇佐美定满也作“宇佐美定盈”,菅沼定盈也作“菅沼定满”。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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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讲§教名与外号§
  教名特指天主教的洗礼名。随着天主教影响的扩大,接受洗礼的人也开始增多。以下是主要信教大名的教名:
  有马义贞--ドン=アンドレ(堂·安德肋)
  有马晴信--ドン=プロタジオ(堂·波达思)
  大村纯忠--ドン=バルトロメウ(堂·巴尔多禄茂)
  一条兼定--パウロ(保禄)
  大友宗麟--フランシスコ(方济各)
  小西行长--アウグスティヌス(奥斯定)
  高山友照--ダリヨ(达尼尔)
  高山右近--ジュスト(犹斯托)
  黑田孝高--ドン=シメオン(堂·西默盎)
  蒲生氏乡--レオン(良)
  ※我尽可能使用了天主教的传统译名,但它们看上去比较别扭。换成大家比较熟悉的叫法,“保禄”即“保罗”,“西默盎”即“西蒙”,等。
  当时不少人是合家受洗,这些大名的夫人们的教名叫做ジュスタ的很多,前面加以夫姓就成为全名,如高山ジュスタ就是高山右近的妻子。不过,这些女子中最负盛名的要属细川ガラシャ夫人(1563~1600)了。ガラシャ夫人本名玉子,是“谋反人”明智光秀之女,当时一流的文化人细川忠兴的正室,日本屈指的美女。如此身世注定了她波澜的一生。她曾怀揣匕首直面父亲的仇敌丰臣秀吉,使好色的秀吉不得不打消不良企图。ガラシャ是在秀吉发布禁教令,而高山右近被流放马尼拉的天正十五年(1587)自发受洗的,后来又学会了拉丁语和葡萄牙语。庆长五年(1600)的关原会战前,石田三成意欲将东军(德川方)诸大名(包括细川忠兴)的妻儿挟作人质,派兵包围了在大坂的细川家宅。为了不成为忠兴的包袱,ガラシャ与所有的留守人员一起自尽于家宅大火之中。被此举震动的石田三成主动放弃了人质计划。然而,ガラシャ的壮烈之死感动了全国,反三成的情绪大为高涨,间接鼓舞了东军的士气。ガラシャ夫人的美貌、才识、勇敢、忠贞和坚定信仰,历来得到很高的评价,经常出现在各种文艺作品中。她的形象一般是身着和服,项戴十字架的优雅女子。将在PS2上推出的以关原会战为背景的SLG《决战》中,可以再度见到这样的身姿。
  外号常赋予有名的武将。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这对宿敌分别被誉为“越后之龙”与“甲斐之虎”。如此格式的外号还有“尾张之虎”(织田信秀)、“美浓之蝮”(斋藤道三)、“肥前之熊”(龙造寺隆信)、“出云之鹿”(山中鹿之介)、“甲山猛虎”(饭富虎昌)等。也有的不用动物来形容:“越后钟馗”(斋藤朝信)、“雷神”(立花道雪)、“东海第一强弓”(今川义元)、“尾张的大傻瓜”(织田信长,这是极少见的反面外号)等。外号有时可以与其它各种名号相连,如“独眼龙政宗”(伊达政宗)。作为武士,最看重的就是武勇,精通枪术(长枪)的武将会有一个带“枪”字的外号:血枪九郎(松平家的长坂信政)、枪半藏(德川家的渡边守纲,通称半藏)、枪大膳(里见家的正木大膳亮时茂)、枪弹正(武田家的保科弹正忠正俊)。“鬼+名号”是夸赞武勇最常用、最简洁明了的格式:鬼美浓(原美浓守虎胤)、鬼十河(十河一存)、鬼柴田(柴田胜家)、鬼半藏(服部半藏)、鬼作左(本多作左卫门重次)、鬼孙市(杂贺孙市)、鬼义重(佐竹义重)等。出羽的年轻猛将户泽盛安通称九郎,就得了个“夜叉九郎”的外号,与“鬼××”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波多野家的二鬼--“赤鬼”(赤井直正)和“青鬼”(糁井教业),不接续任何名号,干脆利落,总是使我联想起《水浒传》中的“赤发鬼”(刘唐)。与大量的“鬼”相对的是“佛”非常少,可能只有丰臣政权“三中老”之一的堀尾吉晴(通称茂助)因外貌和善,性情温厚而号称“佛茂助”。
  还有一种,我暂且也将其归入外号之列,是合称数人的,例如著名的“毛利两川”(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日本人特别喜爱排“四大天王”(许多游戏中都有),战国人物也是如此。常见到的是德川四天王(酒井忠次、本多忠胜、Y原康政、井伊直政)和龙造寺四天王(成松信胜、江里口信常、百武贤兼、木下昌直、页撬滦咆罚最后一人有争议),“武田四名臣”(山县昌景、内藤昌丰、马场信房、高坂昌信)也与此接近。这种五虎将式的排名也许在每个大名家内部都存在。
  第六讲§官位§
  很多时候,人物的姓名和官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多数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做做鬼脸就走掉了,他们留下的名字残缺不全,其中有的只剩下了官名,以致我们现在不得不使用诸如“奥山常陆介”之类的称呼。官名常被置于姓与名之间,如“小西摄津守行长”,甚至可以省略后面的名字,以示尊重:
  宇佐美骏河(定满)
  松永弹正(久秀)
  高山右近(重友)
  原美浓(虎胤)
  马场美浓(信房)
  高坂弹正(昌信)
  大谷刑部(吉继)
  直江山城(兼续)
  古田织部(重然)
  大野修理(治长)
  小堀远州(政一)
  “弹正”即弹正忠,“右近”即右近大夫,“修理”指修理亮,“刑部”、“织部”即刑部少辅和织部正,“骏河”、“美浓”、“山城”、“远州”分别指骏河守、美浓守、山城守、远江守,都是被简化了的官名。这些战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风云人物,之所以不直称其名,恐怕也是源自中国的习惯。就好比历代的文人墨客总是满怀钦慕之情地称书圣王羲之为“王右军”(右军将军),诗圣杜甫为“杜工部”(工部员外郎)一样,精通三国的玩友还可以想一想“刘豫州”、“孙破虏”之类。上面罗列的人物,宇佐美定满为越后流兵法之祖,原虎胤、马场信房是武田家的猛将,高坂昌信、直江兼续分别是武田、上杉家的名军师,高山右近在严酷的禁教中坚持信仰而抛弃了地位,大谷吉继是关原会战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并为西军效死的义将,大野治长是大坂战役中丰臣氏最后的支柱之一,古田织部和小堀远州是继千利休之后各自开创了“织部式”和“远州式”茶陶的两位重要武士茶人。唯独松永久秀有点儿特殊,但背负恶名的同时也是造诣很深的文化人。后人对他们的称谓中大都是含有敬意的。
  所谓的“官位”,其实是“官”与“位”的两个概念。先说“官”,玩家看到的这一套日本官制,基本上脱胎于约公元700年的《大宝律令》和十世纪初的《延喜式》。中央设有二官(神祗官、太政官)、八省(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一台(弹正台)、六卫府(左右近卫府、左右兵卫府、左右卫门府),八省下还置有各职、寮、司。各部门的官员大都分为长官、次官、判官、主典四等,不少官职是从我国历代引进的。举例来说,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中纳言、少纳言等皆属于太政官,诸如修理大夫(修理职的长官)、左京亮(左京职的次官)、大膳亮(大膳职的次官)、图书助(图书寮的次官)、采女佑(采女司的次官)之类则属于八省下的各职、寮、司。地方行政区分国、郡、乡三级,各国有国司,分为守、介、掾、目四等官(国司有时特指国守),一般见到的是前两等。因担任国司油水甚丰,以往公家贵族常常兼任而不赴职,造成国司虚置;镰仓、室町幕府在地方上设置地头、守护诸职后,国司之权尽失。以上都是令制规定的官职,但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为补充律令官制的不足又出现了“令外官”,如关白(其名出自《汉书》,意即“禀报”)、内大臣、参议等。令外官与令制官职并存,甚至使一些令制官职有名无实。然而,从律令制时代结束到战国时代的漫长岁月,使绝大多数官职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成为虚衔和“官位相当”(详述于后)的附属品。战国武将中任“××守”、“××介”的极多,却都不赴任,正是其表现。官制的情况因过于复杂,限于版面,只能流于简单介绍了。
  “位”即位阶,既是身份等级,又有待遇高低的意味。日本的位阶受我国隋唐九品正从上下阶制的影响,自一位到八位,各分正、从两级;从三位以下,每一级再分上、下两阶--即四位至八位每一位之内有四阶(例如四位分为正四位上、正四位下、从四位上、从四位下);在从八位下之下尚有大初位(上、下)和少初位(上、下),类似我国的“不入流”。
  “位”在一定程度上比“官”更重要,可以有位无官。因被织田信长喜爱而频繁出现于战国游戏中的“人间五十年”一段唱词,出自幸若舞的“敦盛”一节,“敦盛”指平安末期源平之争中平氏一族的武将平敦盛,十六岁就战死于一谷会战。敦盛就是一个典型的有位(从五位下)无官者,别号“无官大夫”。反之,就任一定的官职,则必须有相配的位阶,即所谓“官位相当”。例如,太政大臣只授予正一位或从一位的官员,中纳言通常由从三位的官员担任,参议自三、四位的朝臣中选任,等等。游戏中朝廷的卖官,就是这种官位相当的“搭卖”。
  授位是天皇的权利,关于其有一件有趣的轶事。江户时代的享保十三年(1728),从越南输入日本的一头大象谒见了天皇。按规定,只有获得五位以上的身份才可上殿,无官无位者不能谒见天皇。于是此象被授予从四位,其位阶之高,超出诸多大名之上。由此想到游戏中各家大名或家臣向朝廷献金,都是由山科言继、近卫前久等公卿负责传奏,天皇并不出面,也许就是出于身份的考虑。毕竟,战国前期三位以上的高位基本上都被控制在皇室贵胄手中,武士的官位相对偏低。将军足利义晴是从三位,足利义辉是从四位下,足利义荣是从五位下;声名卓著的大名如毛利元就(从四位上)、今川义元(从四位下)、岛津义久(从四位下)等,也不过在从四位内徘徊,而这些都已经算很高了;普通大名一般保持在五位至六位之间,家臣就更低。到织丰时代,天下大势已定,情形就不同了:织田信长官至正二位右大臣,丰臣秀吉更是破天荒地爬上了关白太政大臣的高位,其家臣的官位也相应提高,四位的已很普遍。
  官位在人物死后还可追赠,当然要比一般的高,有时也会高得出乎意料。浅井长政是战国大名中结局很悲惨的一位,但他与信长的妹妹市之间留下了三个著名的女儿:长女(茶茶)即丰臣秀吉的侧室淀殿,次女(初)嫁给京极高次,尤其是三女(达子)成为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正室。因为这一层姻戚关系,长政于宽永九年(1632)被追赠从二位,权中纳言。信长将长政的头骨做成酒杯的时候,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吧。
  第七讲§役职§
  《信长之野望》系列从第五作《霸王传》开始推出官位系统时,将“征夷大将军”列为正一位(这种混为一谈的做法遗毒不浅)。第六作《天翔记》时,“官”与“职”才被分开。足利义辉的“官”是参议,“职”才是征夷大将军。但《天翔记》中的“职”仅有数种。至《烈风传》中,“役职”就显得非常普遍。
  究竟什么才是役职?就我的理解,指由幕府设立,武士为幕府供职时担任的职务,役职的高低表征着武士地位的高低。注意不可将“役职”之称与律令官制中八省下的中宫、修理、大膳等诸“职”相混淆。以下是关于室町幕府主要各职的简介。
  ①征夷大将军:本是奈良时代为征服虾夷而设的临时性总指挥官名,后成为幕府(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首脑的职名,表示武士集团的首领地位。镰仓、室町、江户幕府时代分别由源氏、足利氏、德川氏世袭。战国时代的室町幕府将军本质上已沦为山城国的一介小大名,只是常被人作为旗帜摇来摇去而已。其它各职均由将军所授。
  ②守护和守护代:“守护”是由将军任命的控制地方各国的役职,多系足利氏同族或有力家臣,一般为世袭。守护在领国内拥有军政大权,且有不少身兼数国,逐渐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但因守护在幕府内有政务,往往留居京都,而将各国委任有力家臣代理,即“守护代”。这样,守护陷入了与律令官制中的国司相同的境地。时间一久,守护代甚至守护代的家臣就把握了领国实权,特别是那些兼国甚多的守护更难保全。例如越前、尾张、远江三国的守护斯波氏,应仁之乱后越前和尾张分别被守护代朝仓氏、织田氏把持,远江则被同为守护的今川氏以武力夺取。战国时代,尽管许多大名仍保有“××守护”之名,但真正能够维持领国统治秩序的不过数家而已。
  ③公方和关东管领:“公方”本是对将军家的称呼。南朝正平四年,北朝贞和五年(1349)足利尊氏任命四子基氏为关东管领,驻于镰仓,管辖十国(关东八国外加甲斐、伊豆),其下设机构一如幕府,别称“小幕府”;又任命足利氏的姻戚上杉宪显为执事以辅佐政事。此二职后由两家世袭。然而基氏的子孙渐有独立倾向,其职称改为关东公方(关东御所)或镰仓公方(镰仓御所),执事上杉氏称为关东管领。至永享十年(1438),镰仓公方足利持氏终因举兵反叛而被消灭(“永享之乱”),其子成氏移居下总国古河,即“古河公方”,从此关东实权便落入上杉氏之手。两家争斗不绝,关东动荡。长禄元年(1457),足利政知受幕府指派前往关东镇抚,但无力占据镰仓,只得驻于伊豆国堀越,称“堀越公方”,依靠上杉显房和骏河守护今川氏(幕府的镰仓监视役),与古河公方对立。足利政知死后,嗣子年幼,时北条早云正崛起于关东,堀越公方遂为其所灭。古河公方中后又分裂出驻下总国小弓的小弓御所足利义明,但义明战死后就没落了。最末两代古河公方足利晴氏、足利义氏在与小弓御所的争权中沦为北条氏的傀儡。而关东管领上杉家也分裂为山内、扇谷两家。关东的这些门第甚高的家族虽占据着大片领地,但时和时战,动乱不已,终于被从今川氏的一介食客起家的北条氏蚕食鲸吞,先后废绝。山内上杉宪政情急之下只得将上杉姓与关东管领一职让予长尾景虎(上杉谦信),而谦信就是最后一任关东管领。随着幕府的灭亡,关东管领一职亦废。
  ④三管四职:指室町幕府的管领(初称“执事”,将军的辅政机关)和侍所(管理武卫人员的警察机构)所司两大要职。前者由斯波、细川、山三家,后者由赤松、一色、山名、京极四家强大守护轮流担任,故名。三管四职的地位仅次于公方,但应仁之乱后都趋于衰绝。
  ⑤探题:室町幕府最重要的地方职制之一。具体有九州探题(镇西探题、九州管领)、西国探题、奥州探题(奥州管领)和羽州探题(出羽大将)四职,分别总领九州、中国(指山阴、山阳两道)、陆奥、出羽的的军政大权,而这些地方都是历代驻兵的军事要地。九州探题在室町初期今川了俊任职时一度非常强大,后由涉川氏出任,应仁之乱后已有名无实;奥州探题和羽州探题系由原出羽陆奥探题分裂形成,前者于弘治年间(1555~1558)被伊达晴宗获任,后者由最上氏世袭,亦皆形同虚设。
  室町幕府的役职尚有很多,有中央的,有地方的,适合各阶层的武士担任。战国时代幕府的威信一落千丈,役职也就成为名义上的号召了。另外,丰臣政权中以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隆景死后由上杉景胜继任)、三中老(生驹亲正、中村一氏、堀尾吉晴)和五奉行(前田玄以、浅野长政、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为代表的各种职务,应当也属于另一种形式的“役职”。
  第八讲§朝廷和公家§
  朝廷指居于京都的中央贵族政权,镰仓时代以前原本是日本真正的统治者。然而随着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武士独裁政治形式--幕府的建立和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形式。战国游戏中常称山科言继等人为“公卿”,这是受中国影响的一种称谓: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称“三公”,大纳言及三位以上的朝臣(后包括四位的参议)称“卿”,合称“公卿”。镰仓幕府建立以后,将朝廷、天皇和公卿贵族称为“公家”,而公卿贵族称幕府及各职为“武家”,这就是公武之分。
  公、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从朝廷的公家政治到幕府的武家政治,即武家夺取公家权力的过程。公家也作了很多努力试图恢复地位。老资格的SLG玩家一定玩过描述南北朝之争的MD游戏《太平记》,南北朝之争本质上虽然是武士集团内部的利益之争,却以公武之争为形式,代表公家利益的南朝最终失败(尽管名义上得到了北朝的承认)。公家所依靠的经济基础早已没落,不可能完全排斥武家。但是南朝真正信任的武士不过楠木、新田、名和等数家而已(玩家较为熟悉的名臣北亲房、北显家、千种忠显等皆系公家),将其余大量武士推向北朝一方,故虽有忠臣良将,亦难挽颓势。公武之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后。
  南朝失败后,公家一蹶不振。至战国时代,朝廷的收入来源(庄园)多为战国大名所夺,年间收入仅7500贯左右,经济非常拮据。后土御门天皇驾崩后,因资金不足,四十日后好不容易才由幕府出资补办葬礼;随即上台的后柏原天皇,因操纵幕府实权的细川政元拒绝提供资金,二十一年后才举行了即位仪式;后奈良、正亲町二帝的即位式同样原因分别推迟了十年和三年,依靠诸家大名的献金方才得以举行。
  好在应仁之乱后幕府的控制力也明显减退,朝廷趁机收回了官位任命权(原由幕府代为申请和授予)。那些掌握实力,自重一方的战国大名们,缺乏和想要得到的正是名誉。朝廷的官位比起幕府役职役,因相对更为可靠而价值飙升。在授予官位时被授者的献金成为朝廷的宝贵收入来源。这完全是一种神圣气氛下的卖官鬻爵。
  朝廷全然没有武力,但仍有权威,正是其始终存在的原因。只要占据了京都,就可以利用朝廷的权威行事。织田信长深谙此道,攻击越前的朝仓氏前,先以天皇名义令朝仓义景进京,朝仓义景当然不肯从命,于是给了信长奉辞伐罪的机会;其后信长包围网和围攻石山本愿寺时,也有好几次都是靠正亲町天皇的敕旨摆脱了困境。
  公家贵族素来是有钱有闲的阶层,也正是他们在吃喝玩乐中发展了古代日本的很多文化。但在战国时代,穷困的公家只得到地方上做大名的家教,传授和歌、书道、蹴鞠、礼仪、历法等以维持生计,为京都文化向地方推广普及作出了贡献。少数公家还保有地方领地,其中较大的是土佐国司一条家、伊势国司北家和飞国司姊小路家。特别是一条家在四国很有影响力,其据点土佐中村一度呈现出“小京都”的繁荣景象。游戏中在中央朝廷见到的公家主要有山科言继、近卫前久、劝修寺晴丰、菊亭晴季(史书上一般称“今出川晴季”)数人。他们担任武家传奏职,与各家大名都有结交,所著传世的日记《言继卿记》和《晴丰公记》成为记述战国历史的贵重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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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原载于《电子游戏与电脑游戏》
  在涉及日本战国时代的游戏中,经常可以看到当时武将所珍爱的物品(“家宝”、“道具”),诸如茶器、绘画、刀剑、歌物语之类,种类非常丰富,有的已成为特定武将的标志(如松永久秀的“平蜘蛛”茶釜、立花道雪的“雷切”、本多忠胜的“蜻蛉切”等)而为人所熟知。新近见到的《太x立志传Ⅲ》中更是将每一件道具都附上了简短的文字介绍。历史上,乱世由于没有政治的统一和学术的权威,往往反而会形成文化的繁荣。我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即属此例。日本战国时代也是日本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丰富的道具背后是武将们对于各种方兴未艾的文化艺术的爱好和追求,这在游戏中已成为烘托历史气氛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道具中数量最多的恐怕是茶具了。茶道是在接近战国时代的室町中期由禅僧村田珠光创立,至战国时代出现了大发展。当时最著名的茶人(茶道家)是千利休、津田宗及和今井宗久,合称茶道“三大宗匠”。特别是被后世称为茶道集大成者的千利休,其茶道思想主张“和、敬、清、寂”,融合有大量禅宗哲理。对于日日征战、不知明日倒在何方的武将们来说,寂静的茶道仪式可以抚慰他们的心灵,使之暂时从尘世的烦扰中解脱,所以醉心茶道者比比皆是。有的武将本身就成为茶人,如蒲生氏乡、织田有乐(长益)、高山右近(重友)、金森长近等都是千利休的门下高足。
  茶道流行,茶具自然身价倍增,例如丰臣秀吉茶会中使用的松花茶入(茶叶罐)传说价值四十万石大米。茶具主要分为中国产的“唐物”、朝鲜产的“高丽物”和日本产的“和物”。“唐物”中最主要的是我国宋元时代制造的青瓷和黑釉瓷,典型的有“曜变天目”、“青瓷马蝗绊”等。“和物”则是日本民间制造及在茶人们指导下制作的用具,其中一些原本是日用器。战国前期比较崇尚“唐物”,后期较重视“高丽物”和“和物”。武将与茶具之间的故事留传下不少,泷川一益在消灭了武田氏之后请求织田信长赏赐秘藏名器“珠光小茄子”(茄子是茶人的一种),信长由于舍不得,转而破格加封一益上野一国及信浓国的两郡,并赐名刀、名马、黄金,任为关东管领。当事后一益却叹息“茶运已尽”,被认为视重茶具甚于一国一城。由于茶具被看作是高雅活动,茶具又价值连城,大名之间常将茶具作为礼物在外交工作中送来送去。政治斗争中的失策常用进献茶具谢罪的方法来弥补,最有名的是松永久秀向织田信长进献的“唐物九十九发茄子”。这个松永久秀被称为战国的枭雄,犯下许多“恶行”,但也是有名的文化人。天正五年(1577)因谋叛被织田信长消灭时,攻城的织田信忠提出只要交出国宝级名茶器“平蜘蛛”茶釜即可保存性命。但松永久秀竟然在茶釜放入炸药,与自己同归于尽。相反的例子发生在本能寺事变的天正十年(1582),“谋反人”明智光秀死后,明智家一族由光秀之婿明智秀满率领坚守最后的据点坂本城,城陷前秀满将明智家珍藏的茶具、刀剑等转交给攻城军,随即全族自尽。两件事例都能看出武将对于茶具的倾心。
  织田信长除了以茶具赏赐臣下,还把茶会召开权作为一种殊荣授予爱将。信长帐下仅丹羽长秀、丰臣秀吉、柴田胜家、明智光秀、稻叶一铁、泷川一益六人有权独立召开茶会。丰臣秀吉也是茶道的狂热爱好者,其与千利休是茶道史上的名对手,留下了许多有名的逸闻。也许是由于秀吉出身卑微,其茶风有一种暴发户式的摆阔味,甚至制作了黄金茶室和全套黄金茶具,在天正十五年(1587)举办北野大茶会时,又蛮横地表示茶人如不出席,今后不得从事茶道。而千利休的茶风至晚年愈趋简素古拙,对于秀吉的做法非常鄙夷。秀吉最后终于不能容忍,找借口赐死了利休,因而被当时的文人视为“野蛮的乡下佬”。
  战国时代武将的爱好以茶道最为普及,与歌、鹰狩并称“战国三大爱好”。战国武将中有不少歌道名手。日本从平安时代开始历代都有评选“三十六歌仙”的传统。在室町时代、战国时代的“集外三十六歌仙”中,就有太田道灌、三好长庆、伊达政宗、安宅东康、细川幽斋(藤孝)、毛利元就、北条氏康、武田晴信(信玄)、北条氏政、今川氏真、小堀政一等十来位战国武将。具体来说,歌分为和歌、连歌与汉诗。和歌的格式是5句、31个音节(5、7、5、7、7)。当时许多武将去世前作有辞世歌,玩家最熟悉的当数在《太x立志传》中出现过的丰臣秀吉的辞世歌:
  露と落ち露:つゅ落:ぉ
  露と消ぇにし消:き
  我が身かな我:ゎ身:み
  y波の事もy波:なには事:こと
  簸韦蓼簦氦澶
  对照旁边的注音。可以看出其遵循了和歌的格式。歌的内容很伤感,我国学者将其译成:
  吾似朝露降人间,来去匆匆瞬间逝。
  大坂巍巍气势盛,亦如梦中虚幻姿。
  也有的武将用汉诗作为辞世歌。如上杉谦信的“一期荣华一杯酒,四十九年一睡间”一句非常有名。连歌则将和歌一分为二,前半句为2句12音节(5、7),后半句为3句19音节(5、7、7),可以无限连接下去,直至百句以上。比起个人冥思苦想的和歌、汉诗,可以众人同乐的连歌更受欢迎。《武将风云录》中所谓的“茶会”实际上就是连歌会。战国武将在出阵作战之前有开连歌会祈胜的习惯,据说明智光秀的反意在事变前的连歌会中已有显露。当时名声最盛的连歌师是饭尾宗祗、饭尾宗长师徒,他们来往于诸国大名之间,广泛结交,对于各国内情都比较熟悉。饭尾宗长与骏河的今川氏关系特别亲密,常担任今川家的军使,利用知名度展开外交活动。这样的连歌师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军师的性质了。
  鹰狩即纵鹰狩猎,曾在《天翔记》中作为培养武将的方法出现。鹰狩既是娱乐,顺便又视察领地、熟悉地理、锻炼指挥能力,并有健身作用,所以受到许多武将的欢迎。织田信长喜欢鹰狩,一生养过140余只鹰,其中特别钟爱陆奥国远野氏进献的一只纯白鹰,曾公然说这不是鹰而是人。德川家康幼年在今川家做人质时就喜爱鹰狩,结果鹰飞入住所旁的今川家臣孕石元泰家中,被认作“人质习气”,平日里一直为元泰所蔑视。晚年隐居骏府的德川家康仍旧乐此不疲,现在日本静冈市骏府城遗迹处建有家康鹰狩像,市内的“鹰匠町”原来即由家康的鹰匠集居形成。
  三大爱好而外,不少武将还有读书、念佛、绘画、舞蹈、蹴鞠(踢球,类似《水浒》中高俅的踢法)、相扑等兴趣。武将最喜欢看的书是中国的兵法书《孙子》、《三略》等,以及史记和军记文学。吉川元春甚至在军中亲手抄录了《太平记》全40卷。武田信玄之弟武田信繁在汉籍、古典方面的造诣颇为有名,其留下的家训九十九条全是汉文,其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古典,有《论语》、《左传》、《三略》、《吕氏春秋》、《书经》、《汉书》、《后汉书》、《孝经》等;包括《碧岩录》之类不太有名的佛教书籍,勤学之举令人钦佩。武田信玄的另一个弟弟信廉,别号“逍遥轩”,是有名的画匠。原美浓守护土岐赖艺最善画鹰(被称为“土岐鹰”),沉溺于此,将政务完全委任于家臣斋藤道三,结果被道三篡夺了美浓国。玩物丧志的例子还有今川义元之子今川氏真,其境遇颇似宋徽宗、李后主。氏真是今川家和歌的代表人物,存世作品有1700余首,此外还喜欢斗鸡、蹴鞠等公卿娱乐活动。但同时却疏于军、政,导致今川义元死后九年就葬送了原本最强大的今川家。氏真是蹴鞠名手,后来曾在杀父仇人织田信长面前表演,因而被世人耻笑.爱好蹴鞠的武将还有金森长近、细川昭元等人。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爱好是念佛。一般战国武将为了心灵的寄托和一族的繁荣,都诚心敬佛。据说毛利元就11岁时受一位云游僧人的指点,每天早上要向着太阳唱十次“南无阿弥陀佛”。很多武将都拥有法号,有的甚至比名字更响亮,例如“信玄”、“谦信”等实际上都是法号。武田信玄是将这一爱好的作用发挥至极致的人物。信长烧毁比睿山延历寺后他就在甲斐重建,并将信浓国的善光寺迁往甲府,在领地内推广这一信仰使之成为驾御民心的工具。信玄的正室三条夫人与本愿寺光佐的正室是姐妹,因而与一向宗教团关系亲密。信玄进京作战时,得到了一向宗徒的大力支援。
  
  
南蛮文化的历史背景作者:今出川公艺[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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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战国题材的游戏中往往有一类特殊的串场人物,即传教士和南蛮商人。这些人在游戏中只能算是龙套,但在历史上却带来了不可小视的影响。
  十五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纷纷向东洋开辟新航路,世界历史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大航海时代)。随之而兴起的就是殖民与海外贸易。所谓南蛮,是当时日本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对最初到达日本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称呼。这些人大都乘船绕过好望角、菲律宾群岛从靠近九州的南面海上驶入日本,故统称为“南蛮人”。以后英国、荷兰势力东渐,日本人又称英、荷人为红毛。
  日本最早接触南蛮文化是在天文十二年(1543),一艘中国帆船因受台风袭击而漂流至九州种子岛。这艘船本来是往来中国与暹罗王国(今泰国)间的商船,船员多数是欧洲人,少数是中国人。该船的葡萄牙人船长手中有一管状物,可以发火,其声如雷,力破铜铁。即游戏中所谓之铁炮(步枪)。种子岛领主种子岛时尧以2000两白银向船长购得两支,并在两年后由工匠八板金兵卫清定复制成功。这种新式武器很快就被战国大名所接受,近江国的国友、和泉国的与纪伊国的根来成为大规模生产步枪的基地。步枪的传入使日本的传统战术发生改变,作战主力也由骑兵改为步兵(“足轻”)。
  这种步枪属于前装滑膛枪,装弹、点火等颇费时间,如逢下雨则易被打湿火药、火绳以致不能使用,本身还有不少缺陷。天正三年(1575)五月的长筱之战,织田、德川联军以步枪为主力对抗武田军的旧式骑兵集团突击战术。时逢梅雨季节,直至作战前一天仍大雨不止,但战斗当日居然天气晴朗。织田信长在三面环水,有两条河流横穿的设乐原布阵,阵前设置了阻碍骑兵突击的三道木栅和两道壕沟,其后一字摆开的步枪兵列成三排,一排装弹,一排传递,一排射击,(这就是所谓的三段打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频率。结果武田骑兵团惨败。此役织田、德川军总共使用了约三千余支步枪,被视为新旧战术较量的典型战役。
  步枪可以说是最早影响日本的南蛮文化产物之一。在步枪传入后数年即天文十八年(1549),天主教也传入日本。当时欧洲正逢宗教改革,不少国家已改奉新教、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天主教只得转向东方寻求市场。将天主教传入日本的传教士是西班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他在到达日本萨摩(鹿儿岛)后得到领主岛津贵久的允许而在当地传教,第一年就发展了二百个信徒,以后又在肥前的平户、周防的山口、丰后的府内等地传教。日本人将其传入的天主教音译为“切支丹”或“吉利支丹”。我国史书常把传教士描绘成凶神恶煞的殖民先锋,未免有些程式化。后人可以从大的视角轻描淡写地总结历史,而处于历史之中的人却很难摆脱环境的制约。沙勿略为了将福音传播于东方而不辞艰辛,其坚毅的精神是可敬的。在日本传教两年三个月后其回到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准备来华传教,1552年来到广东上川岛,未能进入内地,即患热病而死。沙勿略后来被教会追认为圣徒。
  沙勿略之后的传教士接踵而来,在游戏中常与南蛮商人一起出现。《马可波罗游记》中将日本描写成黄金之国,是以南蛮商人对日本很感兴趣。以葡萄牙为主的南蛮商人常以马六甲为中心,经营中国、日本、南洋、印度间的居间贸易(黑船贸易),获利甚巨。而最初为其担任翻译者,就是我国历史上恶名昭彰的倭寇巨魁王直。九州诸大名为了染指南蛮贸易的利益,纷纷开放自己的领地并给于传教士在领地内传教的权利。比较有名的南蛮贸易中心有肥前的平户(松浦氏领地)、横濑浦和长崎(大村氏领地)以及丰后的府内(大友氏领地)。
  不少大名出于各种动机接受了洗礼成为所谓“切支丹大名”。最早的这类大名有大村纯忠、大友宗麟、有马晴纯等。大友宗麟因敬慕沙勿略,其教名就叫“方济各”。大村纯忠在受洗的次日就烧毁了军神摩利支天像,并先后将横濑浦及长崎捐献给耶稣会作为领地。大友、有马、大村三家大名还在天正十年(1582)派遣少年使节团赴罗马,史称“天正遣欧使节”,使节团的四位少年是伊东·满所(13岁)、千千石·弥解留(13岁)、原·马尔奇诺(13岁)和中浦·寿里安(14岁),其中前两位是正使,也是三家大名的近亲。他们乘坐葡萄牙船从长崎出发,向西沿欧亚非大陆海岸线航行,历时两年抵达里斯本。在马德里,少年们被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视为日本的王子而受到隆重欢迎,其后又晋见了罗马教皇格利高里十三世。使节团外出总共八年,为日欧交往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天正十八年(1590)一行人回到长崎时,日本已开始禁教。
  因为伴随着各种利益,亲近天主教的大名、武士越来越多。有名的信教大名还有高山右近(重友)、细川忠兴、蒲生氏乡、黑田如水(官兵卫)、小西行长等人。其中小西行长在关原之战失败后被捕,因教义不允许切腹自杀而选择了一般武士视作耻辱的斩首之刑。“切支丹大名”往往可以比较容易地罗置武器。大友宗麟凭借西式火器之利,曾开创了身兼九州九国中的六国守护的鼎盛局面。其晚年国势衰微,死前一年的天正十四年(1586),居城丹生岛城陷入岛津军的包围时,也是依靠城内配备的大量西式大炮击退了进攻。此外,天正十二年有马家面临龙造寺隆信的攻击之前也曾向葡萄牙商人大量购置武器。
  对于当时已对佛教失去信心的普通民众来说,天主教宣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教义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加上领主的支持,传教士在各地开设神学院、教堂、医院和慈善机构,天主教的影响很快遍及各地。教会学校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航海、造船、印刷等科学技术,以及西洋美术和音乐。游戏中不少作为家宝的带有南蛮风格的物品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例如“南蛮屏风”(绘有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交易场景的屏风画)、“四都市图”(教会学校学生临摹的描绘马德里、里斯本、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四大都市的屏风画)、“扇面南蛮寺”(以京都教堂为主体的扇面)、“南蛮莳绘鞍”(以南蛮人为图案的描金漆器马鞍)等等。还出现了尚未摆脱佛教思路的“玛利亚观音像”。这些作品都出自民间,可见南蛮文化之普及。日本最早的欧洲外来语也在此时产生。相比之下,同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与文化一直被视作“奇技淫巧”(这四个字在这里做奇特技巧并无猥亵之意),始终只留在少数官僚手中,几乎没有对中国造成影响。看来,高位文化(或自认为是高位的文化)总是带有一种先天性的盲症,一如今天的美国。
  统一的奠基人织田信长对于天主教本身没有什么兴趣,但苦于本愿寺的一向佛教的势力,因此对天主教采取扶植政策以对抗本愿寺。信长还喜欢接见传教士,这主要是由于传教士们进献的西洋珍奇的魅力。据说信长非常爱穿西式服装。传教士路易斯·弗洛易斯在安土城向信长献上地球仪的事件也很有名。丰臣秀吉最初也采用同样的政策,但不久就下令禁教,驱逐教士,收长崎为直辖领地。其原因在于征服九州时看到天主教在九州大名和民众中的强烈影响时感到不安,深恐产生一向宗那样的号召力。特别是庆长元年(1596)八月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浦号遭风暴漂流至土佐浦户,其中一船员向负责调查此事的奉行增田长盛口出狂言,说西班牙先用教士驯化民众,而后进行征服。秀吉闻知此言后勃然大怒,以致于当年十二月就在长崎将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和日本信徒26人处决,即所谓的“庆长大殉教”。这成为日本迫害天主教的开端。
  关原之战后夺得天下的德川家康,一开始因为需要通商来繁荣经济对于传教基本持鼓励态度。这种背景下,庆长十八年(1613)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又派出了以家臣支仓常长为代表的“庆长遣欧使节团”。与天正少年使节团不同,这一次乘坐的是日本学习西方造船术自建的大船,先横渡太平洋至墨西哥上陆,经陆路至美洲东海岸再穿越大西洋到达欧洲。回国时大致亦循此航线。支仓常长也晋见了西班牙国王和教皇,七年后回国时日本已禁教,故未达到传教与通商的目的。然后在当时情况下,东方人如此大规模的航海还是引人注目的。
  德川幕府转而禁止天主教的原因很多。一是教义内容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排斥异教,反对切腹自杀,反对多妻制等与日本统治传统直接对立;二是天主教与把持南蛮贸易的九州各藩势力的庞大引起了幕府的担忧;第三与当时接触幕府的荷兰、英国(都是新教国家)商人为排挤先占有市场的葡、西商人,有意识中伤天主教有关;其他还有许多细碎原因。从庆长十八年底起,幕府在全国禁教。信教大名面临着或失去地位,或失去信仰的抉择。不少人选择了后者,而且为了表示坚决,疯狂迫害教徒。只有高山右近(其在秀吉禁教时已失去领地)因拒绝改宗而流放到了马尼拉。幕府以踩踏圣母像的方式(踏绘)试验老百姓是否信教,而对于信徒的处罚极为野蛮,往往伴随着人格侮辱。虽然大多数人被迫改宗,信仰坚定而殉教者仍屡见不鲜,1619年以后六年间被杀的日本教徒据估计有28万人之多。
  顺便提一下与《侍魂》中天草四郎有关的“岛原之乱”。天草四郎本名益田时贞,是肥前、肥后交界处的天草岛人,故有此名。天草岛和北面的岛原本岛本是切支丹大名小西行长、有马晴信的领地。后两地分别转封给寺泽、松仓两家,许多武士都沦为农民。时贞之父益田甚兵卫好次就是小西行长的旧臣。此外当地还有不少关原、大坂战役后避难的浪人。时贞据说是个美少年,被人们视作“天童”,当时就流传有不少关于他的传奇。天草、岛原地区百姓在禁教时受到很大的迫害,加之天灾与领主的苛政(为了讨好幕府,松仓父子竟在只有六万石产量的领地内收十万石的地租),终于在宽永十四年(1637)十月揭竿而起。16岁的时贞被推举为首领,以《圣体赞仰天使图》为军旗,聚集了三万七千余人。幕府将这次起义视为过去的一向宗,极为重视,调集十八个藩约十二万人的兵力镇压,后来甚至勾结荷兰战舰对城内进行炮击。据守岛原城的起义军主要骨干原本都是武士,并使用了当地特产的有马步枪,战斗力很高,在兵力悬殊情况下予幕府军以重创。次年的二月底起义军终于弹尽粮绝而失败。这一天,一万余残存的教徒高唱赞美天主的圣歌,向城外敌人发动了最后的攻击。时贞战死,义军无论男女老幼都被杀,景象十分惨烈。我国过去出版的小说《日本剑侠宫本武藏》和《魔界转生》对这次起义有比较生动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借来一阅。“岛原之乱”直接导致了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从而使日本彻底走上了闭关锁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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