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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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代前言 哀鸾孤桐上，清音透百年
导读
知命尽性 1914年6月21日在孔教会之讲演
君子之养成 1914年11月5日在清华学校演说词
我们向蔡松坡先生学什么 1916年12月14日在蔡锷追悼会场演说词
以自觉心开拓命运 1916年12月15日在上海南洋公学之演说词
人格之养成 1916年12月15日在上海青年会之演词
良能增进之教育 1916年12月21日在江苏教育总会之演说
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1917年1月10日在清华学校之演说
读书莫以作官为志 1917年1月15日在北京各学校欢迎会之演说
学生之自觉心及其修养方法 1917年1月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词
一己之人格立，国家方有希望 1917年1月31日在南开学校演说词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1921年12月21日北京哲学社公开讲演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1922年4月10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
教育家的自家田地 1922年8月5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
学问之趣味 1922年8月6日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讲演
美术与生活 1922年8月12日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
敬业与乐业 1922年8月14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
什么是新文化（科学的理解与自律的情操） 1922年8月31日在长沙第一中学
为学与做人 1922年12月27日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演
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 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讲演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1923年1月9日为东大国学研究演讲
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1923年1月13日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怎样的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 1924年6月在清华学校讲演
政治家之修养 1925年12月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研究会所作讲演
创造新学风 1926年11月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蔡松坡与袁世凯 1926年12月25日在清华大礼堂讲演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 1926年12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
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 1927年2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
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 1927年3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
知命与努力 1927年5月22日在华北大学讲演
最后的谈话 1927年初夏与清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
附录：读书法讲义（节选） 1927年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国语科所作
代前言哀鸾孤桐上，清音透百年
刘海滨
一百年前，1920年代，70后的梁启超（生于1873年），有些要紧的话不得不对90后、00后们说。此时的梁任公不过四十多岁，刚刚从政治旋涡中全身而退，专心投入教育事业。他汲汲惶惶，一面力图改造学校教育[1]，一面到处讲演[2]，目的只有一个——救救青年：“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教育改革是根本，但是很慢很难：“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讲演则直接向青年喊话，是为了救急：
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为什么这样急呢？得从头说起。
两种新文化（梁启超与章太炎）
梁启超二十来岁追随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办报纸开专栏，宣传新思想，联络海外华人团体，声名掩盖其师。与之齐名的还有一位太炎先生（1869年生）。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的青年章太炎因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加入康有为“强学会”学习西学，继而到上海担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记者，成为宣传维新的健将。变法失败后两人逐渐分途，章太炎1906年到日本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分庭抗礼。
梁章的分手，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一个追随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与孙中山结盟，倡言反满革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学的路径有别。（在政治主张上，梁启超并非拘泥不化，“保皇”与否实随时势而变，除追随康有为的一段时间外，戊戌前即持革命论，辛亥后又转而支持共和，次年参加民国政府，后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梁启超均积极策划兴军讨伐，实为再造共和的元勋。）
从师承上看，梁的老师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又是西学的倡导者，其学问根柢则是陆王心学，而任公一生得益受用亦在于此；章的老师乃是清代朴学家俞樾，注重古文经学和训诂考据，太炎的主张虽有前后期的不同，其一生学术路径实奠基于此[3]。两派的区别并非仅在于方法、见解上，更本质的是做学问的路子不同，简单地说，前者重实践，后者重知识。中国文化的主脉（根本精神）是以实践为主，知识则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与知识是“本与末”或“体与用”的关系。实践有不同层面，如《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又以修身为根基，此即“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心性之学尤其发达，但是并非空谈心性，而是立足于修身实践，在此基础上治理家、国，乃至天下。到了清代中叶，注重知识的一派逐渐兴盛，此即号称朴学的乾嘉学派，此虽有其历史原因及效用，但就文化整体而言，则是支派暂时盖过了主脉，是中国文化衰落的表征。适逢清末以来西学涌入，现代西方重知识和科学的风气与之不谋而合，于是乎附庸蔚为大国，知识派成为主流和潮流。
基于对现实的不满，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当时不管是实践派还是知识派，同样号召引进西学、学习西方。青年章太炎之所以亲近康梁，参加维新运动，也是由于双方变法图存的目标一致。所以章梁在二十世纪初引进西学、宣传新思想方面形成合力，引领时代潮流，而在此风气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即为80后“新青年”，章梁则同为实至名归的青年导师。但表面的合作并不能掩盖二者路径的差别。这不但表现在章梁论学相异，章太炎因不满于康有为门下以圣贤自期（在章看来，师徒是以圣贤相互标榜），乃至与康门弟子产生肢体冲突，愤而离开《时务报》（但章梁此后并未断绝交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4]，其本质分歧则在于章太炎的知识路线认同“六经皆史”，而把心性实践为本的经典当做历史资料，将圣贤仅视作历史人物，因而无视由修身实践达致的圣贤境界有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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