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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加]王贞平著　著
贾永会　译
版权信息
书名：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作者：
[加]王贞平
译者：
贾永会
版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谨以此书纪念崔瑞德教授
（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25—2006）
目录
中译本序
致谢
导论
亚洲国际政治中的多极与相互依存
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
硬实力及其局限性
唐代战略思维的新视野：实用多元主义
第一章　与骑马民族共舞：唐、突厥和回鹘
骁勇善战的突厥人
李渊与东突厥
向可汗称臣
收买敌人为己所用
突厥对唐及其他割据势力立场的转变
为贿赂颉利而上演的一出外交大戏
从被动防御到战略进攻
太宗对突厥的战略战术
“天可汗”及其对突厥的融合政策
东突厥汗国的复国与最终覆灭
西突厥的兴起
争夺绿洲国家
攻灭高昌国
唐廷捍卫自身在西域的利益
回纥：令人恼怒而又不可或缺的搭档
借助回纥平定内乱
对回纥不得已的姑息
回鹘汗国的衰落
第二章　在朝鲜半岛再造往日的辉煌：唐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
唐朝战略思维中的朝鲜半岛事务
讨灭高句丽的计划
以失败告终的第一次高句丽之役
夭折的第二次高句丽之役
新罗拉拢唐朝的外交策略
变百济为唐军的前进基地
白江口海战
高句丽的最终覆灭
唐罗联盟的瓦解
唐与统一新罗
渤海国的兴起
唐与渤海国的摩擦
渤海国向辽东扩张
与唐修好并和平共处
第三章　后院养虎：唐与南诏
唐在云南的势力扩张
吐蕃和唐在云南的利益冲突
借助唐的力量一统云南
走向冲突
战争爆发
与唐和解
联手打击吐蕃
边境摩擦与和平共处之间
激烈的军事对抗
成都之役
由战转和
第四章　角逐西域，争夺高原：唐与吐蕃
与吐蕃联手降伏吐谷浑
六四○年的和亲
禄东赞摄政期间吐蕃的领土扩张
变青海为吐蕃的前哨基地
巩固唐对西域的统治
吐蕃在西域的反击
从缓和到和亲
再度反目成仇
重回谈判桌
赤岭会盟
尝试收复九曲地区
唐军全线反击
对吐蕃的领土要求让步
德宗与吐蕃修好
清水会盟
平凉劫盟
孤立吐蕃
外交和战争的双重手法
长庆会盟
唐朝重新控制河西地区
第五章　二马拉车：唐代对外关系的双重管理体系
朝见中的情报收集
唐中央官员搜集的异域情报
唐地方官员搜集的域外情报
所得信息的真实性
唐廷的决策
集体决策
常参决策
与皇帝非正式会见时做出的决策
门下省的政策审议
嗢没斯案例
乌介案例
唐地方官员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外交往来中的协调人
对外事务的积极参与者
素质参差不齐的唐地方官员
唐廷与边将之间的利益冲突
吐蕃、南诏边境上的唐朝将领
唐将与党项
唐将与回纥
第六章　在变化的世界中制定合宜的政策：唐代外交和对外政策思想
古代的中国中心性
早期外交思想
德与义：两个互补的概念
了解外部世界
汉代朝廷中的鸽派、鹰派和中间派
高祖对“宜”的追求
太宗采取攻势
魏征的外交“供求”论
羁縻政策
百姓福祉是治国之本
“德”“义”意味着“功效”“合宜”
由从善如流到我行我素的君主
太宗与高句丽
从谥号看唐人对太宗治绩的评价
高宗时期的战略再定位：从东北到西北
从遏制到谈判：武则天对吐蕃政策的演变
运用建设性模糊策略
狄仁杰的战略：消极军事反应、积极巩固防务
玄宗的“吞四夷之志”
反战的声音
玄宗战略中的软实力
肃宗、德宗借外力平定内乱
接受“不常之势”为对外关系的常态
陆贽对世界“三种格局”的分析
杜佑的安边策与华夷观
白居易的生存权论与和解论
维州事件和李德裕处理对外问题方法的转变
文化：一个没落帝国的外交手段
结论　亚洲的多极性与唐代对外政策中的合宜性
参考文献
史料及二十世纪以前著作
当代研究论著
译后记
出版后记
中译本序
今日的国际社会是个多极世界，这大概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二十几年前，当笔者取得博士学位时，世界似乎正在向单极发展。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东欧国家、俄罗斯乃至中国都先后开始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一时间，许多西方领袖、学者认为，以私有制、市场为主导，以多党制为特色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已大获全胜。以至日裔美国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一书中声称，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楷模，历史的发展将就此终结。
笔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构思一部综合讨论唐代对外关系史的著作。用何种理论框架、观念解释这段历史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一种选择是借鉴福山这类学者的西方政治学说，从单极（古代中国）的视角观察亚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实际上，当时的一些东西方学者，早已在研究中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以朝贡/册封体制解读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他们在搜集、梳理、解读史料，描述中国古代外交关系运作，论述外交思想的特征、对外政策的实施，构建理论体系方面做了许多可贵的先行研究。但他们的视野受到中国原始资料的限制，较少注意外国君主接触中国的动机、方法；所提出的“朝贡体制论”带有“中国中心论”的色彩，认为外国统治者亲自或遣使来访是对中国宗主国地位的承认。
但是，笔者在做博士论文研究时就已经注意到，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虽然以朝贡/册封的形式进行，实质却不是“君主—外臣”的政治从属关系。笔者在研读日文原始资料时逐步认识到：日本历代朝廷不过是利用“朝贡”这一官方交往渠道，借鉴、吸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加以改造后为己所用；同时努力构建“日本中心论”的政治理念，并试图在与朝鲜半岛政权（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位于今东北三省的渤海国的交往中，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秩序（日本学者称之为“小帝国论”）。由于日本列岛远离亚洲大陆，历代日本朝廷免于受到中国的直接军事压力，得以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拒绝成为中国的“卫星国”。在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中，并非中国一家独大，操控双边关系。
循着这一思路，笔者进一步研究了唐与主要邻居——东北方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国，北方和西北方的突厥、回鹘，西方的吐蕃，西南方的南诏国——的关系，得出了唐代亚洲是个“多极”世界的结论。具体而言，在这个世界中，有“数个国家为扩大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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