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朋党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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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前言
2010年4月，我接到东方出版中心张爱民编审寄来的约稿书信，信中言道，他在主持“中华文化专题史系列丛书”，已出版多部，反响很好，但列入丛书规划的《中国朋党史》找不到合适的作者人选，知晓余曾撰《朋党政治研究》，故希望能承担这一任务。接函后，对是否接受此项课题，我颇为踟蹰，主要是考虑难度较大。须知，朋党现象虽是史海中的一滴水，但却源于先秦，蔓延数千载，贯穿古今社会。1949年以降的史学工作者，大都以断代史为畛域。研究朋党者固不乏其人，但治汉史者则研究党锢之祸，治唐史者则探究牛李党争，治宋史者则剖析熙宁、元祐党争，治明史者则检讨东林党与复社，治清史者则考察康雍乾朝的党争。相关论著虽数量众多，然朋党的研究仅局限于断代。从全貌和通史的视野而言，仍属于微观或个案研究。研究断代史固然重要，但容易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仅难窥古代社会朋党政治的全貌，且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重大突破。
在和张爱民晤谈之后，有感于他的热忱和真诚，情难推却，才惶恐受命。
撰写一部学术著作，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对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早在20世纪20年代王桐龄就撰写过《中国历代党争史》(求知学社1922年初版，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再版)，201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新原点丛书”，将民国学人的学术成果选择其中精品重新整理出版，王氏的这本书(以下简称为王著)亦在其中。王著篇幅不长，观点亦无甚大的创新，但毕竟开了整体研究中国古代党争史的先河，对于后续的研究实有发凡起例的意义，说它是拓荒之作，亦不为过。笔者不揣浅陋，先扼要检讨王著的主要观点，以及因囿于时代局限而导致的缺憾。
王著的最后部分有一个“结论”，可以将此视作王桐龄对党争现象下的结论。王氏曰：“中国全盛时代无党祸，衰弱时代或渐濒于衰弱时代有党祸；士大夫与宦官竞争时，大率士大夫常居劣败地位，宦官常占优胜地位；朝臣分党互相竞争时，则君子常败，小人常胜；竞争者之双方皆士大夫时，则比较品行高尚者常败，品行卑劣者常胜；新旧分党互相竞争时，适合于国民心理者胜，否则败；学术上分派对峙时，时常带有地方彩色。如儒学之于邹鲁，老学之于陈蔡，墨学之于宋郑，法学之于齐秦，皆以一地方为大本营进而与他学派争胜负于异地。”[1]他还尝试从中国人的国民性之角度解读历代党争，曰：“吾国过去之社会状态，乃适宜于小人，不适宜于君子也”；“我国历史上现出之国民性，乃适宜于专制，不适宜于共和也”；“儒教之束缚太甚、士大夫不敢作破格之举动也”；“利己心之范围太狭隘，见近而忘远，顾现在不顾将来也”；“地方之观念太重，有族民资格，无国民资格，有村落思想，无国家思想也”；“议论多而成功少，工于措词，拙于实践，勇于争论，怯于履行也”；“胸无定见，富于雷同性，附和性与盲从性也”。[2]
王氏本着探讨历代兴衰盛亡之初衷，特别注重对朋党的论述。他认为，导致中国历史乱源之一便是朋党。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朋党立，国不能一日靖矣”；“朋党之争，则上失纲而下生乱，其必然也”。[3]20世纪40年代，王亚南著述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引起史学界的震撼，成为扛鼎之作，而朋党与官僚政治密切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言，一部官僚政治史即是一部朋党史。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国家和民族都有很好的鞭策和警示。邓小平也曾指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4]历史周期律涉及的因素颇多，朋党造成的危害确实关乎到历史周期律这一当代学人必须深究反思的重大课题。
王氏对历代党争的有关分析，不乏卓见史识。有的论述着墨不多，但颇具思辨性，可谓抉奥探幽，弥足珍贵。然而，王著毕竟是民国时期所撰，只能代表当时的学术素养和水准。内容实过简略，论述先秦至清代数千年的党争仅不足十四万字的篇幅，诸多地方仅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王著的第一章，论述先秦的学派门户之争，但学派之争同朋党斗争完全不同，似不应纳入以结党营私和政争为主要特征的朋党斗争的范畴之中；因王氏为清民之际文人，仍以治旧学为主，故此书用语文白相间，大段征引史料，而缺少分析，有些章节，甚至直接抄录古书。依据现当代学术框架及内在理路，对朋党史的研究理应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毫无疑问，王著对笔者仅具参考价值，无论从内容，结构和理论上来看，必须另起炉灶。因此，笔者在铺陈本书的整体结构、框架及内在理路时颇费考量，朋党史如何写，并无先例可循。按常理度之，朋党之滥觞、产生、发展、嬗变，以及不同时代不同的特点，[5]都应顾及，不能偏废，这就必须循通史模式，从先秦开始，降及有清。如此谋篇布局，完备则完备也，但另一问题亦随之产生，即极易写成一本流水账，无个性，亦无特色。写党争史，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都要涉及，这是必须的。然而，如无总纲或总论，就很难纲举目张，把握全局。事实上，任何一部专著，都要有问题意识。朋党史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我以为关键是要对朋党作出界定、分析其主要特征，以及检讨它在整个中古史上起何作用，仅靠单个王朝的论述，则会导致碎片化，雪泥鸿爪，混沌不清，难辨踪迹。因此，笔者安排“导论”，题为：“朋党的界定和主要特征”，其篇幅虽较长，但却绝非可有可无，也不能省略。
朋党和党争贯穿于整个中古时代，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如何贯通这段长达数千载的朋党史亦是笔者反复拿捏掂量的重大难题。王桐龄认为：“中国全盛时代无党祸，衰弱时代或渐濒于衰弱时代有党祸。”王氏所言，虽有偏颇，然也不可视为全无道理。王朝肇基伊始，皇权强大，控制力亦强，朋党势力弱。但亦有例外，如明代“胡蓝党案”、清代顺康雍时的党争，即发生于明清王朝初中期。王朝全盛时代的党争如何处理，王朝衰弱时期的党争又如何处理，这其中的分寸感如何把握需笔者通盘思虑。我以为，首先必须突破以往断代史研究的框架，侧重于整体分析，从宏观层面上论述朋党产生的原因，中国历史上各类党争的特点、类型及其规律，凸现出中国古代朋党政治发展脉络和全貌。
拙著梳理出这样几方面的学术理路和思考：其一，朋党并非产生于帝制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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