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2卷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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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十九、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二十、指导敌后抗战和《论持久战》
二十一、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
二十二、反磨擦斗争
二十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
二十五、建设边区，战胜困难
二十六、整风运动（上）
二十七、整风运动（下）
二十八、联合政府的主张
二十九、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三十、重庆谈判
三十一、和战之间的抉择
三十二、全面内战爆发以后
三十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三十四、转入战略进攻
三十五、东移西柏坡
三十六、决战前夕
三十七、大决战的日日夜夜（上）
三十八、大决战的日日夜夜（下）
三十九、将革命进行到底
四十、筹建新中国
十九、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2]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3]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4]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5]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6]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7]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8]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9]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10]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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