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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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第一部分
从现象上看，对于今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大多数学者而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名字早已不再陌生。然而回顾过去，我们发现这种对韦伯及其学说的熟识历史并不长久：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与学说可以说是随着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被引入中国的一种“人类文明成果”。那么，为什么韦伯会得到改革开放这一新时期的中国学人的关注？韦伯“来到”中国后，经过了怎样的具体历程？这位以“社会科学家”为其重要身份标识的学者，他的社会科学观念得到了怎样的对待？换个角度来说，中国学人从韦伯其人及其学说中，获得了知识、思想与人格上怎样的滋养与熏陶，从而吸收了“韦伯”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并以真正的知识而非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笔者将从若干侧面刻画韦伯在中国的经历，目的在于实证性地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取得了怎样的进步？依然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显然，本书无法全面回答这一虽然重要但涉及广泛的问题。本研究的主旨仅限于，基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学者的韦伯研究与韦伯体验进行描述与分析，从特定的经验角度给出一个具体的回答。
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学者一样，马克斯·韦伯其人及其学术属于世界，属于世界文明。中国学人对待这种特殊文明的态度，彰显着我们与世界文明的距离。
绪论 马克斯·韦伯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
一 问题意识与研究课题
本书的研究课题属于“中国社会科学建构”问题实证研究的一部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中国学者已经从多方面加以描述和分析；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邓正来自1990年代前期开始的一系列“研究与反思”活动，将“中国社会科学”自身建构为一个学术问题与学术研究对象。这一点表现在他提出的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上：“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缺失自主性？”“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亦步亦趋地步西方社会科学的后尘？”[1]为数不少的学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作为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或者说结论，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被认为是生成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全球化的构造等因素的相互关联当中。
然而，这种宏观的、大尺度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我们不应忽视的是，这种理论上的总结与其说是“结论”、解释了问题，毋宁说进一步引发出了新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具体是怎样得到建构的？稍微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等要素，究竟在怎样的社会过程中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性格与品格？我们再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若被视为可欲的价值，那么这种自主性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自主性”吗？这种发问终于将我们引向了问题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克制我们继续质疑的欲望，因为在知识上富有生产的行为不是这种无限的追问与玄思，而是更为基础性的分析工作。——这正是本研究的立场与出发点。只有通过经验层面的描述和分析，我们才能将对象，即“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出来，才能对对象的问题点与历史性格加以比较精确的确定与定位。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暂定为以社会学、政治学为核心的狭义上的社会科学。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研究以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界认识、接受马克斯·韦伯及其学说的历史过程为素材，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领域，比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的韦伯，中国社会科学界在接受其学说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换言之，“韦伯学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翻译、生产与再生产、消费、流通的过程中，原有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性格与品格得到了怎样的重塑？毫无疑问，从最终的结论上并且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来说，上述过程应该是一种“权力/真理/知识”复合体变容的历史，因而是一种充满了斗争与妥协、解放与压抑的历史。——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将这一历史重新呈现出来，这正是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本研究的目标。
要言之，本研究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在韦伯研究这一层面上的建构过程。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学者迄今为止并未从实证层面关注这一问题。作为例外，在中国的韦伯研究领域有开先河之功的苏国勋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了中国韦伯研究的一些状况。然而，他只是极其简单地谈及了韦伯部分作品的翻译以及1980年代“韦伯热”的背景，比如“责任伦理”与改革的契合、周边国家韦伯研究的影响等等，因为他的主题是对新儒家牟宗三的东西文化论与韦伯的相关论述进行对比。[2]对中国的韦伯研究进行细致的、基于文献的把握，并未进入该文作者的视野。
下面，我将依次简略阐述本课题的对象、研究方法与资料等问题。
[1] 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序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2] 苏国勋：《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社会》，2007年第3期。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为何选择马克斯·韦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经历了一次大规模引介西方著名思想家与学者著作的热潮；尤其是在1980年代，各家各派的学术与思想纷纷在中国学界登场。那么，本研究具体选定“马克斯·韦伯”为分析素材的意图何在？或者依照上述问题意识来说，以中国学者接受韦伯的过程为事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问题，具有怎样独特的意义与价值？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待于本研究的展开，这里暂时举出三个客观上的理由。
第一，韦伯在所谓的“西方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的声誉，也一直在遭受质疑——注意“质疑”乃是西方社会科学的首要品格。这种韦伯认识同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如同韦伯论者注意到的一样，经过1980年代的“韦伯热”，“责任伦理”、“卡里斯玛”、“理性化”等说法已经逐渐进入媒体等社会领域。[1]近年来，围绕这些概念的介绍与解释，更有大量的“论述”生产出来。在这种新近出现的以“韦伯”为中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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