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调未定的传统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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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音调未定的传统
作者:朱维铮
ISBN:978750869083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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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我可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
再版前言
《音调未定的传统》，初版于1995年3月，列入“脉望”总策划的《书趣文丛》第一辑。那回结集的过程，初版小引已有略述。
小引曾说，收入本书的文稿，无论已刊未刊，都并不有趣。这是实话。一瞥各篇文稿末署的撰写日期，便知全书作于1984年至1994年之间。
在我看来，1980年代初中叶，由上海而北京并引起海内外学界注目的“文化热”，总在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等概念上争论，以致类似“聋子的对话”。论者多半忽视观念涵泳着历史与现状的分野，无疑是一个原因。
1986年1月，复旦大学组织的新中国成立后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便集中反映东西方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歧说。我对这类不同见解深感兴味，于是提出并论证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大概念并非同义术语。本书初版小引，特别说明当时所辑的两类作品，史论和论史，都注目于研讨文化传统，无非表明我对文化和文化史的争论课题的拙见。
当然，即使在号称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初中叶，参与学术争论，尤其是参与被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争论，仍然需要小心。例如否定“文革”，不可能不涉及那以前十七年文化教育体制及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一系列运动的是非得失问题，然而揭示那些运动乃极左思潮的产物，甚至仅仅指出读书无禁区，就已冒犯了某种忌讳……
有一点效应是清楚的，即我所在的历史系被列为整肃的重点。这里不说也罢。总之，经此番教训，那之前近十年艰难复甦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化与文化史研究，再度面临厄运。例如我与庞朴先生共同主持编务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便难以为继。我们曾期望至少在数量上超过王云五的同名丛书。不料勉强出至三十多种，就被闷杀，我不懂理由是不是此类书不合主旋律，或说犯了纯学术的“原罪”。
纯学术的历史研究，曾被谥作“钻故纸堆”。关于它在中国的争论史，至少已历千余年。但它成为人文学者的一种“原罪”，却在“五四”以后。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分明接续清末章太炎要在中国实现“文学复古”，也就是后来通译“文艺复兴”的思路，但先遭蒋介石詈骂，继受毛泽东狠批。我初入大学，遇到的头一个政治运动，就是“批二胡”（胡适、胡风）。胡适曾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有许多年，习史者写文章或汇报思想，必对胡适的这类反动言论“表态”。“文革”后思想文化界的不少言论，被指作精神污染，一个罪状就是复活胡适思想。这段所见史，促我对现代文化传统一再反思。本书有多篇涉及这一问题，而我与李天纲先生就此所作“谈学”的对话，虽然十七年过去了，似乎尚可一阅。
当年我对乾嘉考据学者，关于清理传统文化遗产所作的巨大贡献所作的简单陈述，除了想澄清他们“钻故纸堆”的史实，也反对当时颇流行的“思想淡出而学术出台”谬说。以后我于《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重申过这一拙见。
需要说明，《音调未定的传统》正文二十七篇，均作于结集前的十来年间。这段时间，照孔夫子的思想十年一变的形容，我行年即将走出“不惑”，而由“知天命”接近“耳顺”。但恰年值半百，却发现原已自感“不惑”的生存环境，突然高天寒流滚滚，令我辈根本不知“天命”攸归，将伊于胡底？虽说紧接着国人就被告知中国主要还是防止“左”，可是人文学术领域，氛围还是反右，否则挥舞的棍棒不会手软。这是1990年前后知识分子遭际所证明的事实。
我曾考证，孔子自称“六十而耳顺”，涵泳着不顾反对舆论而我行我素的意思。这一点，在孔子以后的政治强人，包括号称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级强人，无不以彼等行迹，表明何谓“正言若反”。
这样，在我年届花甲之前，辑入《音调未定的传统》初版本的篇章，似乎可称对现状信而犹疑、疑而复信、将信将疑的心态的体现。岂但不知“天命”在哪里，并且从根本上对“天命”的有无表示存疑。本书述史部分，就是对自居得天命的君主、对自许知天命的智者，通过比照他们的环境、学养和言行的复杂关系，试图从中揭示晚清历史的部分实相。
历史实相未必是历史真相。历史属于已消失的过去，不可能重演。个别人物所观察所述说的历史，即使出自亲历，也必有偏颇，可能映现部分实相，而不可能反映全部真相。我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多年，发现述史论史，做到多一点实相，已至属不易，因而每见前贤时彦宣称已将历史真相揭露无遗，反而不敢相信。同时我也不敢轻信谁已掌握全部历史真理，以为马克思说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仍然可称认知真理相对性的不二法门。
但即使意在陈述历史实相，也不免惹火烧身。1989年季冬，关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多伦多大学教授许美德（Ruth Hayhoe），要我向西方读者介绍孔子与教育传统。当时我正应谢希德校长要求，在复旦组织了“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研讨会，对于在“风波”后忽然重弹的现存中国文化传统等同于孔孟和儒家之道的老调颇有微词，于是作《孔子与教育传统》，内容主要陈述中国经学史的若干关键性历史实相。欧美的中国学研究者，与中文世界的情形一样，对于中国儒家的历史与价值的见解，分歧很大，因此拙文虽“述而不作”，仍招来海外学者抨击，指我曲解孔子和儒家传统。
由本书引起的学术争议还有几起。令我惊异的是《魏源：尘梦醒否？》一文居然“惹祸”。早在1960年代初期，我助周予同师编注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曾通读有关魏源的论著，就感到此人被某些论者越拔越高，多年后系统研读近代学术名著，又发现近史论者说魏源，往往大悖其实，因作《魏源》一文。没料到不久得见“权威刊物”《近代史研究》载文痛斥拙作，其作者甚至表态要以生命捍卫魏源的名誉。我大惊之余，顿悟多年“钻故纸堆”，力求爬梳历史实相，其实迂得可以。试想，毕生赖以钻研某人某书而成名的专家，岂可容忍外行如我者“诋毁”其食料？只是见少识寡，无心之过屡犯，只好徒呼奈何。
逐篇回忆本书所辑诸文的遭际，惹人生厌，暂且打住。有一点需再说明，就是本书所辑诸文，无论已刊未刊，多半原有附注。述史或立论需附注释，是中外学界通行的规则。自年逾不惑，忘性日增，于是引文常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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