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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边界

[英]吉莲·邰蒂 著

徐卓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引言 布隆伯格的“臭鼬工程”
第一部分 边界是企业实现敏捷的主要障碍
第一章 不跳舞的人：人类学如何解释谷仓效应
第二章 章鱼罐：谷仓如何损害创新
第三章 当地精失明时：谷仓如何隐瞒了风险
第四章 俄罗斯套娃：谷仓如何造成狭隘视野
第二部分 企业机会出现在边界被打破的地方
第五章 带枪极客：个人如何打破生活中的谷仓
第六章 改写社会规则：如何保持谷仓的流动性
第七章 翻转镜头：医生如何避免经济学家的错误
第八章 破桶行动：如何利用谷仓获利
结语 融会贯通
致谢
注释
谨以此书纪念我亲爱的
母亲罗曼·乔伊·卡利·邰蒂（Romaine Joy Carley Tett）
前言
这本书的写作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它并不是一本关于金融的书，远远不是。其实，它讨论的是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现代机构的工作者有时候会集体犯傻？为什么那些平时很聪明的人会看不到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风险和机遇？为什么——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说——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盲区所在”？[1]
2007年和2008年时我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那时候我在伦敦当记者，负责管理《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市场团队。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埋头研究灾难发生的原因。可能的原因有很多：2008年以前，银行业者在按揭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方面进行了大量高风险的操作，创造了一个巨型的泡沫；监管者没能发现其中的危险，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金融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中央银行和其他政策制定方给了金融业者错误的经济激励措施；消费者处于一种危险的自满状态，积攒了大量的信用卡债务和按揭贷款，而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还得起；评级机构也对风险做出了误判；以及其他种种原因。
在我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挖掘“金融大危机”背后故事的过程中［关于这一经历我后来也写了一本书，叫作《疯狂的金钱》（ Fool’s Gold）[2]］，我越来越相信，灾难背后另有原因：在人们如何自我组织、相互影响和构想世界方面，现代金融制度处于令人惊讶的碎片化状态。理论上，权威人士们总是说，全球化和互联网正在创造一个无缝连接、相互贯通的世界，市场、经济和人都比以往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体化确实在发生。但是，在挖掘2008年危机背后的原因时，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型银行的不同金融交易团队之间并不了解各自在做什么，即便他们处于同一个（理应一体化的）机构中。我也了解到，大型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支离破碎不仅仅体现在官僚机构上，还在于它们世界观的差别，这让许多政府官员无所适从。政治家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信用评级机构和部分媒体也深陷泥潭。实际上，在我探究过的金融危机的每一个角落，狭隘的一孔之见（tunnel vision）和部落主义（tribalism）都是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人们被困在各自狭小的专业部门、社会团体、团队或知识口袋里，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都被困在了各自的“谷仓”中。
这样的发现是令人震惊的。但随着2008年的危机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淡出，我意识到我称之为“谷仓效应”的现象并不只是银行业里面的问题。相反，它几乎存在于现代生活的每个角落。2010年，我从伦敦搬到了纽约，负责运营《金融时报》的美国分部。而当我在这里从另一个视角观察企业和政府时，我也看到了一种分裂化的模式。谷仓综合征在英国石油公司（BP）、微软（Microsoft）以及（后来的）通用汽车（GM）这样的大公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它困扰着白宫和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大型院校则受到部落主义的困扰，许多媒体集团也是如此。我意识到，现代世界的悖论是，我们身处一个在某些方面紧密融合、在其他方面却分崩离析的世界。这种令人震惊的发现正不断地蔓延开来，然而我们却仍然在狭小的谷仓中思考和行动。
所以这本书想要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谷仓会出现？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管理我们的谷仓，使自己不受制于它？我研究这些问题的视角一部分来自我20年的财经记者的从业经验，来自我对全球商业、经济和政治的观察和报道。这样的职业生涯让我懂得了如何通过故事来讲述我的想法。在这本书中，我将会向大家介绍8个关于谷仓效应的故事，故事涉及的范围很广，从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所在的纽约市政厅，到伦敦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以下简称瑞银集团）、加利福尼亚州的脸书（Facebook）公司、东京的索尼（Sony）公司、纽约的蓝山资本（BlueMountain），以及芝加哥警察局。其中有些讲述了受制于谷仓时人会做出怎样的蠢事，而另外一些则展示了机构和个人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谷仓的；其中有失败的故事，也有成功的信息。
本书还有一条主线。在1993年成为记者之前，我在剑桥大学文化人类学[3]或者说人类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博士学位。学术研究期间，我进行了田野调查，首先去了西藏，然后去了苏联南部的塔吉克斯坦，我1989—1991年有一段时间就居住在那里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研究关注的是婚姻实践，我将它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研究在一个（理应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国家，塔吉克人是怎样保留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4]
我刚开始做财经记者的时候，对把自己奇怪的过去曝光于大众面前往往比较谨慎。华尔街认可和尊重的通常是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经济、金融、天体物理学或其他定量科学领域的高级学位，对于塔吉克人婚姻传统的了解似乎对撰写全球经济或银行制度方面的报道没什么作用。但是，金融危机真正教给我们的一点就是，金融和经济并不仅仅是数字问题，文化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人们组织机构、界定社交网络和划分世界的方式对政府、企业、经济如何运作（或者为什么运作不灵，像2008年那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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