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精） by 顾颉刚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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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序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前言
王煦华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江苏苏州市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上古史领域里，他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没有什么组织，因为他编著的《古史辨》这部论文集在学术界影响重大而得名。在历史地理领域里，他又是“禹贡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虽有禹贡学会的组织，但其得名主要是由于他和谭其骧一起创办的《禹贡》这个刊物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首先日本人称之为“禹贡派”。顾先生考辨古史，涉及到古代的神话、文学、民俗和歌谣，在这些领域里，他的研究都作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中国现代神话学、古典文学、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研究等学术领域里的卓越的奠基人之一。
顾先生出生于苏州书香世家，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天游、无悔、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康尔典、劳育、周
堃等。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新中国成立前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等院校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暨人文组院士、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1954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先后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
顾颉刚先生是中国现代的疑古辨伪大师，他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都超越前人。他的这本《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继承前人疑古辨伪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探索秦、汉间人造伪的原因，全面地论述了产生这个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理解此书，下面就对他的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中国辨伪史上的地位和本书的内容作一些介绍。
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和形成
顾颉刚先生最早接受的疑古辨伪思想，是《国朝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和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他在《古
今伪书考》序中说：“我在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震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予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这两次刺戟，都发生在1909年，这年他十七岁。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读了《阎若璩传》后，“知道他已把《古文尚书》辨得很明白，是魏、晋间人伪造的。一时就想读他所做的《尚书古文疏证》，但觅不到。……即从各家《书》说中辑出驳辨《伪古文》的议论若干条”，得知“不但魏、晋间的古文成问题，就是汉代的古文也成了问题了”。由此“感到《今文尚书》中《尧典》、《皋陶谟》诸篇的平易的程度并不比《伪古文》差了多少；我又感到汉人《尚书》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可见他一开始就想完成清人《尚书》辨伪之业，把它彻底弄清楚。
同年，顾先生又读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后来他在此书的序中说：“我的头脑里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这因为我的‘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的书，向来看为战国、秦、汉人所作的，被他一阵地打，十之七八都打到伪书堆里去了。我向来对于古人著作毫不发生问题的，到这时都引起问题来
了。”可见，此书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使他受到“发聋振聩”的影响，启发他“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
1914年，顾先生细读了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收入《大学丛书》），对书中总称三皇、五帝的时代为“传疑时代”，直到周武王灭殷，才称为“化成时期”，很为赞赏，以为处处以科学眼光观察，发现精义。此书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5年，顾先生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他的论辨伪古史甚为信服。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新学伪经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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