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产阶级 - (EPUB全文下载)

文件大小：2.74 mb。
文件格式：epub 格式。
书籍内容：

后记
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来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看到自己半个世纪之前写成的第一部纪实性著作的再版带来的专业性满足，这部在长达两年的田野研究基础上耗时一年多写成的著作，倾注了作者的心智、脑力和青春活力。我非常感谢马克·塞尔顿的建议及出版安排，以及威廉·赖·克里撰写的序言。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五八年，那时我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博士学位，这个系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和临床心理学。我一直对几位人类学教授的告诫深信不疑，他们说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因此我愿意相信，对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代日本家庭生活的描述迄今依旧益处多多。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基本复原，而其人民正身体力行地学习西方并努力将自己的生活标准提升至西方国家水准的历史节点之上。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当时刚刚开始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但还买不起一辆汽车。
一九五八年，苏珊娜·霍尔·沃格尔不但获得了她的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学位，而且已有了好几年的工作经验。我因为博士论文的缘故，加入了一项有关美国少数族裔家庭的研究计划，计划的指导者是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和精神分析学家约翰·施皮格尔。我和苏珊娜在访谈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都受过诸多训练。在我尚未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弗洛伦斯就推荐我去了解其他文化，因为无论是我还是苏珊娜此前都没有跨出过国门。我们急切地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立即就着手准备起来。另一位同事威廉·考迪尔，曾在日本研究过精神病学，建议我去那里。虽然我那时在日本研究上一点背景也没有，但逻辑上似乎说得通。虽然和美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我获得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奖学金，我们就这样启程了。在没有喷气式飞机的时代，飞机每个地方都要降落——经过欧洲、印度和东南亚——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些地方和那里的人民。
我们在日本的第一年全部时间都贡献给了语言学习。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威廉·考迪尔联络了他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他立即为我们在自己家的隔壁租了一处房子。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博士曾在堪萨斯的门宁格精神病院接受过训练，后来以《依赖的剖析》（The Anatomy of Dependence）一书闻名于世。土居健郎和妻子八千代将我们视为学生，耐心地向我们解释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性格中的微妙与精深之意。我们则成了他们怀满渴望的学生，因此很快成了朋友。
对于苏珊娜和我来说，经过一年的全时语言学习，我们的日语仍然待以时日，所以找了一位语言家教继续深造。无论怎样，一九五九年春，我们开始四处寻找田野调查地，并发现了一处被我们称之为“Mamachi”的地方。撰写本书时，我们还担心会对那些告诉我们他们自己故事的被访者带来麻烦。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这不再成为问题之时，我们可以说它坐落于真间町（Mama-cho），这是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丈夫们大都是工薪雇员，每日通勤去东京上班。在我参考使用的著作中，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是“salary man”（工薪族）——日文单词sarariiman的英语拼写。当时，因为我和苏珊娜都对心理健康感兴趣，我们已经与设在市川市的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建立了工作联系。研究所的一些职员常为市川市的一些学校免费进行精神健康问题的咨询，因此劝说真间小学的校长挑选了六个家庭，让我们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只是在几年以后我们才得知，校长是从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比较活跃的父母中挑选家庭的，并且告诉这些父母，如果他们能够忍受外国人每周访问带来的不便，他们就可以免于这一年中家长会的其他责任。
虽然在田野工作的一开始，我是希望能够写一本著作对那些孩子情绪失调的家庭和那些孩子健康的家庭进行比较，就像我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样，只是样本取自日本。但是，在我的田野工作的后期，我感到，我的博士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之本质，即情绪失调的儿童成了父母关系严重紧张的替罪羊，日本的样本也别无二致。我觉得这样写成一本书似无大趣。相反，在我的田野研究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的工薪雇员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我们继续进行访谈，我开始考虑这种家庭模式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间的关联。因为其他人没有写过这一主题的著作，我感到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模式，因此决定将此作为我的著作的关注点。
我原本希望，回到美国以后我写出书的初稿，苏珊娜修改，我们联合署名出版。她虽然是田野工作的全程合作者，但是最后却决定不参加写作，于是我成了唯一作者。
自一九六〇年离开日本以来，我起码每年回去一次。许多次旅行都有苏珊娜和三个孩子同行。我去日本的大多数时候，以及苏珊娜每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们都会拜访M町的朋友们。我们的孩子也和我们研究的那些家庭的孩子变得熟知起来。其中一些家庭的成员也访问过美国，并住在我家里。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以及后来他们成年以后又如何抚育自己的孩子。自一九六〇年代我们返回美国，完成了有关这些家庭研究的著述后，我就不再为研究的目的而访问这些家庭，虽然在这本书初版十年以后我又加了一章来叙述这十年中的变化。一九六〇年以后，这些家庭成了我观察日本社会变迁的一面重要透镜，但他们首先是朋友而不再是研究对象。一九九〇年，苏珊娜又添加了一章，用来叙述我们最初的研究三十年后M町所发生的林林总总的变迁。
一九六一年，我们刚刚返回美国不久，受哈佛大学邀请，我去那里做三年的博士后，研究中国。我明白如果一切顺利，我就可以留在那里教授有关中国和日本的课程。至于教授有关日本或中国社会的课程，我的范例是我做研究生时曾经选修过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开设的美国社会课程。而要教授有关日本的这样一门课程，我感到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家层面的政治和企业组织，于是我开始着手研究。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我利用学术长假的机会和苏珊娜去了日本，我开始关注研究商业团体、国家政治和行政结构。在日本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有机会去观察一九六〇年以来日本 ............

书籍插图：

以上为书籍内容预览，如需阅读全文内容请下载EPUB源文件，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