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自传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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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自述
最初的开创
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是1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就在前不久，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20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在这两次中间，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论文，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因此，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复，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
1856年5月6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很早就在莱茵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于14、15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他们才背井离乡，向东逃难；到了19世纪，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穿过加西里亚，迁返德奥故地。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在中学里，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但父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正像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我曾经萌生过像他那样去学习法律、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那些年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在卡尔·布吕尔教授（Carl Brühl）给我们上的一堂大课上，我听了他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
1873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觉得有些失望。我先是发现，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于是，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于大学这个社圈，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我认为，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但话又要说回来，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
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还发现，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这时，我才深深领悟到靡菲斯特告诫的真谛：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西忙，
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
我终于在恩斯特·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得到了满足，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和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结为好友，我感到不胜荣幸。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从1876年到1882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那时一般都认为，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除了精神病学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1881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总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实习医师”。不久，我又升任住院医师，在各个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了颇深的印象。
虽然工作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幼态八目鳗，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就在那时，弗赖西希（Flechsig）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medulla oblongata）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在大学的前几年，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层层铺开，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
进大脑研究所以后，我又像早先在生理实验室那样积极从事研究。在医院几年，我写了若干篇短文，讨论髓鞘束的过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问题，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尔正式记录了下来。有一次，以前我还未在他手下时就破例让我出入他的实验室的梅涅特，谈到自己年事已高，对新事物已力不从心，因此建议我专搞大脑解剖，并答应把他的课程交给我上。但我对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另外，也许那时我就已经在猜想，这位权威人物是不会对我友善相待的。
从本质上来说，大脑解剖实际上就是生理学，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开始转而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的维也纳，这方面的专家寥寥无几，用于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医院的各个部门，科研条件极差，因此只有靠自己来摸索。就连因著述大脑定位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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