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中国：改革的40年记忆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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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开放中国：改革的40年记忆
作者:经济观察报
ISBN:9787508698533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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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78年以来，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世纪。
这40年的中国历史，使众多“预言家”的盲目与肤浅暴露无遗。中国的复苏与开放如此充满戏剧性，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如此充满魅力，它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历代无双。但是，我们试图对这个伟大的巅峰时代进行总结之际，却发现它面对的并非总是一片讴歌与赞美，还有改革进程中的艰难与困惑。
有许多人对40年前的历史所知甚少，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开放，更不知道改革开放中的利益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以及改革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希望能深入考察这一段历史，记录盛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当然，我们并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但我们希望做坚定的守望者，透过被风雨剥蚀的历史，把那些实实在在的知觉与痛觉聚集在一起。我们希望通过自己讲述的历史，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变革力量，学习并继承变革者的智慧和勇气。
当然，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我们想，通过还原一部分记忆，有助于我们消除一些不愉快与不信任，有助于我们摆脱过度的骄傲与过度的沮丧，有助于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如果我们善于从历史的遭遇中汲取力量，那么我们对当下的许多问题就不至于感到突兀和茫然；我们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就不至于因为思想的锋利而丧失了行动的从容。
序曲：改变命运的开端
1977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对国家如此，对个人也是如此。
严格说来，关键的变化发生在1976年9月，随着毛主席逝世，历史应该翻开新的一页了。但社会和思想的惰性是巨大的，阴影还长时间笼罩着大地，“按既定方针办”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还是照旧。像我这样远离政治中心，对上层斗争毫无所知的人只能感到灰心失望，看不出人事变动与方针政策的变动有关系。当我感觉到变化正在酝酿、发生时，已经过了1977年的上半年。
回归正常来之不易
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1977年恢复高考都是一件标志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事。
我还记得，1966年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出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升学制度。紧接着，北京四中全校师生致信党中央，响应女一中发出的倡议。《人民日报》在6月18日发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通知决定暂停招生，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废止现行办法，将来的办法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同时还配发社论，称旧招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是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
从此之后，中国的大学停办多年。1966年之后，大学成了批斗校长、老师、“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的场所，成了用刀枪搞武斗的战场。1968年7月，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1971年，“四人帮”炮制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提出危害深远的所谓“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学教师和这17年培养的大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73年的大学招生本来打算略有改进，在推荐、选拔、突出政治的原则之上加一点文化考核，这一点小小的变化在全国成千上万渴望进大学深造的青年中不知激起了多大的热情、多少的期望，因为他们除了勤奋好学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本事来满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标准。但是，“四人帮”连这一点稍微像话的变动都不能容忍。他们利用辽宁青年张铁生在文化考核时交白卷一事发难，把“白卷英雄”树为“反潮流的英雄”，再次掀起大批判的浪潮，广大青年的学习和上进热情受到无情嘲弄。这一期间积重难返，拨乱反正需要大手笔。上学读书需要考试，上大学需要比较严格、全面的文化考核，这本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是，这些最基本的是非观念都被颠倒了。
这一时期，“四人帮”炮制了一部以批判邓小平为主题的电影《决裂》，其中的矛盾焦点就是“什么人可以上大学”的标准问题。影片鼓吹的观点是，知识不但不重要，而且往往是负面因素，考核人的标准是“是否忠于革命路线”。影片主人公豪气冲天地举起自己的手，气壮如牛地说：“手上长满老茧，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这句话和这个形象，完全就是那一时期政治标准的象征。这部宣传“革命路线”的电影在全国发行，当时几乎每个人都熟悉它的观点和情节。这一套现在看起来如此可笑的东西，当时却如此有威势和深入人心，以致让许多人觉得这一切天经地义。我记得，当我向一个在大学担任系主任职务的亲戚询问自己是否还有上大学的希望时，他异常肯定地说：“你们还要上大学？想都不要想！”他指的既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标准，也是年龄。在这些搞教育的人看来，年近30岁，早就过了读书的年龄。我听了他的话既伤心又寒心：在这些心地不坏的人看来，我们被耽误了，这一辈子就算完了。
确实，表面上，1976年秋季的剧变似乎与社会生活和老百姓的命运没有关系。个人迷信仍然大行其道，甚至到了1977年的2月，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还在其重要社论中宣传“两个凡是”。这使不少人对所谓“第二次解放”产生的欢欣鼓舞产生了怀疑。
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恢复职位。他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我从报上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科学家和教授们纷纷发言，提出许多恢复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正常秩序的建议。希望的火苗又开始在心中燃起，虽然我这时已经年满30岁，但我不甘心。
恢复高考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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