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贸易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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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文前辅文
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
©2005香港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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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体中文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前彩插
1747/1748贸易年度瑞典游记中两艘中国船舶的绘画
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惠允使用
1760年11月17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行商蔡洪官、陈捷官、颜瑞舍签署的进口肉豆蔻和丁香的合同
海牙国家档案馆惠允使用
1742年1月17日，粤海关发放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哥德堡号”（Götheborg）准许其离开中国的船牌。
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惠允使用
1792年发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及其助手的许可证
葡萄牙里斯本国家档案馆（东坡塔档案馆）惠允使用
序
范岱克
“中国贸易”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利用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1690～1845年，成百上千的外国船舶航行到中国，大多数船长和商人都留下了档案、游记、航海日志等。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下他们的航程，还记载了他们如何与中国人交往。其中许多留存至今，可以在欧美的档案馆里找到。
参与对华贸易的外国公司也制作了书信、报告、订货单、账本、销售目录以及大批的其他文件，这些文件提供了当时贸易的诸多细节。研究者更感庆幸的是，很多与管治澳门和广州贸易有关的中国官方文书也已出版。这些丰富的原始文献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事中国贸易研究，反过来又催生了大量的研究论著。
过去的150年间，多语种撰写的广州贸易专著和论文纷纷问世。这些论著关注的领域尽管各有不同，但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聚焦某一公司或某一族群，比如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的研究；第二，聚焦某一商品或者手工艺品，比如茶叶、瓷器、漆器或外销画的研究；第三，聚焦商人对社会、文学、文化等方面贡献的研究；第四，聚焦不同地理区域，比如澳门或广州的研究。当然，有些研究涵盖了上述四类。
不少学者聚焦在某一族群或工艺品/商品的主要原因就是可用的文献资料太多，他们不得不收窄研究方向。比如，只是全面查阅英国、荷兰或丹麦东印度公司中某一家的档案，就得花上数十载的光阴。美国对华贸易的资料同样浩如烟海，而且还更麻烦的是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里。法国、比利时和瑞典的档案尽管没有英、荷、美诸国丰富，却也相当重要，亦散落在不同的城市。
数量庞大的原始文献意味着，我们研究中国贸易应该深深感谢前辈学者的工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都已经对其保存的材料进行了很好的归档和整理。一群独立学者、博物馆员、档案馆员、图书馆馆员和业余爱好者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量巨大的事业，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们的筚路蓝缕，才会有人考虑研究中国贸易。如果这一领域没有长时间的文献整理，本书也不可能完成。
现在，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完成本书必须提到的学者和著作。目前研究欧洲各大东印度公司和美国对华贸易的著作颇多，此外还有很多著作和论文讨论了中国行商、亚美尼亚商人、穆斯林商人和巴斯商人。[1]所有这些著述关注的都是某个群体，只有在他们与其他群体互动时才会提到其他人。
比如在众多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著作中，涉及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的中国贸易对手、替其工作或为别的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或者为其他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的内容，只有在他们以某种方式与英国人互动时才会被提到。不管这些独立的学者关注的是英国人、荷兰人、巴斯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只讨论与其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人物，贸易中的其他人物则不在讨论之列。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把上述的任何一本著述定义为“广州史”。就像不能因为英国人在某个特殊价位上或者通过某种方式订立茶叶合同，就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商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使用0.72两白银每西元（西班牙银元）的兑换率，荷兰人和瑞典人所用的则是0.74两白银每西元的兑换率。不同的兑换率显然影响他们支付的价钱。只要我们对那些交易进行比较时就必须考虑这一情况。
18世纪60年代，荷兰商人接受的价格也受到他们与行商达成由其供应西瓜扁（驳接）的特别协议的影响。行商提供各自的官印船，而瑞典商人和丹麦商人的茶叶合同则受益于他们曾经提供优惠贷款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贸易公司的高级职员都卷入了鸦片走私及其他违禁品买卖。这些情况都会影响最后支付的价格、所登合同的性质以及所征税费的总额。我们要了解历史的多重面相，深入探究广州体制的内部管理架构，必须同时展开全面的考察。
考狄（Henri Cordier）是最早研究行商的学者之一。他试图把行商行号和他们的中文名字（汉字）对应起来，为我们在中文和外文资料中找到这些名字提供了便利。梁嘉彬1932年深化了行商的研究，其著作是研究行商及其贸易的经典之作。怀特（Ann Bolbach White）和陈国栋的著作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陈国栋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其研究建立在广泛使用中、英文两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把研究重新聚焦到家族上，而不是商行上，而梁嘉彬关注的是商行。家族是经济和决策的核心，通过聚焦家族，陈国栋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家族的复杂性和家族之间的联系。
张荣洋继续把这项研究向前推进。他的研究以广泛深入的档案研究为基础，不过他主要搜集和使用英文文献，其著作挖掘了很多家族以前鲜为人知的内容，比如行商通过婚姻关系所建立的联系等，大大扩展了陈国栋的研究。不过张荣洋没有参考陈国栋的著作，其著作在很多方面炒了冷饭。
黄启臣和潘刚儿拓展了对家族的研究，其研究时段超越了广州体制的时间范围，更深入地利用中文材料呈现贸易之外行商生活方面的历史内容。这种对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展是新近出版的很多论文集的趋势，新研究开始关注广州行商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内容。[2]
所有上述这些研究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商人家族的理解，深化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就广州体制时期的贸易而言，很多方面都存在有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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