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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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商周巫卜文献
第一节 甲骨卜辞
第二节 图画文献
第三节 易占卦爻辞
第四节 象征和阐释
第二章 西周礼教文献
第一节 铭文与盟诅辞
第二节 神道设教与周初八诰
第三节 追溯来的典谟
第四节 《尚书》文章余论
第三章 春秋史传文献
第一节 史官及其撰述制度
第二节 《春秋》书法
第三节 《左传》叙事逻辑
第四节 虚饰与实录
第四章 春秋“语”类文献
第一节 春秋君子文化
第二节 《国语》与君子立言
第三节 《老子》与箴戒之“语”
第四节 《论语》“语录体”的意义
第五章 战国诸子文献（上）
第一节 诸子的形成
第二节 《礼记》与儒学传承方式
第三节 《墨子》论辩及理论
第六章 战国诸子文献（中）
第一节 《孟子》与师道传统
第二节 《庄子》与“优语”
第三节 “优语”的意味
第七章 战国诸子文献（下）
第一节 荀子与“七十子”之学
第二节 《荀子》文章体制
第三节 《荀子》文体观念
第四节 《韩非子》诸体
第五节 参验法和辩难术
第六节 《说林》和《储说》
第八章 战国策士文献
第一节 策士及其文献
第二节 策士的话语方式
第三节 策士寓言
参考文献
后记
注：正文中出现的“□”，原文即是如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过常宝著.—北京：中华书局，2016.6
ISBN 978-7-101-11748-6
Ⅰ．先…　Ⅱ．过…　Ⅲ．古汉语-研究-先秦时代　Ⅳ．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7133号
书　　名　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
著　　者　过常宝
责任编辑　许庆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豪米　1/16
印张　插页2　字数430千字
印　　数　1-1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748-6
定　　价　88.00元
绪言
中国文献的历史十分悠久。《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所谓圣人即黄帝。《韩非子·五蠢》云：“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2]《汉书·艺文志》在“杂家”下著录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3]。苍颉和孔甲旧说为黄帝时史官。此类载录都是传说，难以据信。当代学者已在仰韶、大汶口等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找到不少刻划记号，但那也仅是些氏族符号或某种神秘标志，至多可说是文字的雏形。而成熟的汉字形态，现在一般认为始于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现在见到的甲骨文字已超过5000个，字形稳定，表意明确，为文献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代甲骨卜辞应该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文献了。卜辞是占卜过程的记录，也是占卜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内容清楚，体式统一，能够再现出商人黾勉事神的虔敬之心，具有较为完整的记述功能。《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也就是说，商朝可能还存在与甲骨卜辞不同的文章形态，但已无从确考，不过，从其文字的成熟程度来看，实有可能。
周朝伊始，一些贤明之士即对商朝的覆亡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认为商人沉湎于纵酒和淫乐，而最终导致宗庙崩隳。而商人的饮酒与淫乐实与其宗教生活形态有关。周公遂以宗教领袖之身份，领导了一场以制礼作乐为内容的意识形态革新运动，期望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推广有限的理性精神，改革殷商文化。而在这一文化革新过程中，文献意识得到极大的发展。为了宗教改革和礼乐文化建设的需要，《诗》、《易》等文献开始编纂。周公等在宗教仪式上的训诰之辞也被当做神圣经典而载录成文，同时，为寻求更多的意识形态资源，一些自前代传说、仪式改编而成的典谟文献也应运而生。这些文献被称为“书”，《尚书》、《逸周书》等即据此编订。“书”是周朝意识形态的经典，并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指导着周人的政治生活。周公的文化革命开启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文献创造的高潮。商周早期文献的创造者是史官，其载录编纂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宗教行为，文献的功用是作为天人交往的手段或见证。
春秋时期，史官载录的内容扩大到仪式以外，但仍保持着和宗教礼仪不同程度的联系。史官记录各种灾异现象，因为它反映了天命神意；又记录各国的非礼之事，呈告于宗庙神祗。这些构成了常规性的正式载录，被称为“典策”。各诸侯国的史官皆以典策赴鲁国告命，并形成制度，使得文献得以很好地保存和流传。春秋时代宗教意识渐趋淡薄，理性精神大见增强，史官已经意识到载录对于现实社会的作用。所以，他们在告命典策之外，又通过“传闻”的方式以求得更为详细的事实，并载录而成为私下相传的文献，称为“简牍”；同时，史官也载录来自前代贤人、当代君子、民间口传等形式的“嘉言善语”，使其成为新的话语资源，这类文献被称为“语”。史官分散的载录，在春秋晚期，因传播和教学的需要，而被大量整理、编辑，如据“典策”文献所编订的《春秋》、据“简牍”文献所编订的《左传》、《国语》等，此外，《诗经》、《尚书》也可能在此时继续得以增删。春秋晚期开始了中国古代第二个文献编纂的高潮。这一文献高潮的到来，有赖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致使神道设教渐渐失去效力，迫切需要新的经典，以推动社会意识形态的进一步革新；二，宗教意识的衰落，使得旧有文献不再神秘，不但贵族君子可得而观览，一般士人也可通过种种渠道掌握礼仪和文献；三，史官朝不保夕，其中一些人只能以文献谋生，以顺应士阶层求学的需要，文献可能成为教学的材料。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春秋末期的史官和士人开始对旧有文献进行较大规模的编纂活动。
孔子之后，没有宗教和宗法政治背景的士人成为文化舞台的主角，“述而不作”的观念也被突破，意识形态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繁荣阶段。在旧有经典文献之外，一些原巫史人员的职业技能，如各类礼仪规范及程式，就被七十子之徒及其后学整理成文，并以散篇行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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