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007V1·中印文化交流史话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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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而四大文明古国中，就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又是近邻。尽管两国之间有长海巨川的阻隔，有高山崇峦的屏障，但它们从来就没有阻挡住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这两个国家文化交流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下面，我们就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
一　
秦汉时代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2 月亮里的兔子
　　在秦以前，中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有贸易关系，而且还可能存在着其他方面的交流。天文学方面的交流是其中之一。
　　中国有个古老的传说，说月亮里有个兔子。这个传说究竟有多么古老，很难说。战国时的大诗人屈原的《天问》有句话，叫做“顾菟在腹”，意思就是说月亮里有个兔子（还有人说是蟾蜍）。直到现在，这个说法还在民间流传。同样，印度古代也有一个传说，说月亮里有个兔子。印度的这个故事也很古老，大体情节是：远古时，树林里有狐、兔、猿三兽。天帝下凡变成一饥饿老人，向三兽要吃的。结果狐衔来了鲤鱼，猿采来了花果，惟独兔子什么也没拿来。兔子很惭愧，为了表示自己的一片诚心，就跳进火里自焚，要把自己的肉烧给老人吃。这时，老人现身为天帝，伤感赞叹了一番，把兔子送进了月亮。从此，月亮里便有了兔子。印度的这个故事是500多个佛本生故事中的一个，而佛本生故事是佛陀释迦牟尼去世后，由佛徒们根据民间故事编写成的，讲释迦牟尼前身五百世不断转世的过程，其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那么，既然中国人和印度人都说月亮里有个兔子，是“英雄所见略同”呢，还是一方受了另一方的影响呢？季羡林先生说：“根据这个故事在印度起源之古、传布之广、典籍中记载之多，说它起源于印度，是比较合理的。”根据季先生的说法，这则故事是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它反映出古人对天体的观察和想象。
　　然而，更有趣的是，中国古人把天上的星星分为二十八宿，印度古人也是这么做的。这和兔子的故事是一样的，显然不是什么巧合，而是有相互影响的关系。那么，是中国影响了印度，还是印度影响了中国，还是二者同受第三者的影响？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许多考证，意见也有多种，但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力主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说，似乎论据更为有力。他认为，中国的二十八宿传入印度的时间可能在周朝。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去讨论究竟谁先谁后，只要承认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也就够了。兔子的故事也好，二十八宿也好，都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早期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起点肯定在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中国以前，这恐怕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意见。至于这一交流究竟起于何时，现在已无法考定了。
前引《中印文化交流史》，第11页。
3 蜀布和邛竹杖的故事
　　据《史记》的《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奉命出使西域，历时13年，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回国。他在大夏国（今伊朗、阿富汗一带）看到了中国四川出产的蜀布和邛〔qióng 穷〕竹杖，便命人询问当地人，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当地人说：“这是从身毒国（今南亚次大陆）来的，身毒国在东南数千里，有蜀人在那里卖东西，这些蜀布和邛竹杖就是从他们那里买来的。”当时，汉朝人把印度翻译为身毒。其实，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人们就听说过，在四川西南大约二千里，有个身毒国。张骞是个爱动脑筋的人，他在大夏看到了中国的物产，回国后便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汇报。他说，大夏国在汉的西南，那里的人民很仰慕中国，只是由于中间有匈奴人的阻挡，才不能和中国通好；但通过身毒国这条道路，大夏是可以与蜀地相通的，对中国来说，有了这条便捷的道路，是有利而无害的事情。汉武帝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命令张骞派秘密使者到大西南去寻求通往印度的道路。张骞派出了一批秘密使者，分四条路线出发。但是，这些秘密使者走到云南一带就被当地的少数民族阻拦了，有的使者甚至被杀，终于没能到达印度。后来，朝廷又连续派出十多批使者到西南，但都没有达到目的。
　　西汉时期，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与印度西北部地区便有了一定的往来，由于匈奴人时常从中阻拦，所以在这条道路上的交往是时断时续的。这条路被学者们称为“西域道”。
　　西域道的开通，虽说在张骞通西域以后，但是并不排除在西汉以前即有此道存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走的路即西域道。当时，匈奴为汉朝的西北大患，占据西域要冲，自武帝以降，经昭、宣、元、成等几代皇帝采取征伐、和亲、置郡、屯田等种种手段，基本上控制了西域道，使之成为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汉代的西域道分南北两条。《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初，贰师（武帝时将军李广利号）起敦煌西，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汉书》的《西域传》和《陈汤传》中也提到了南北道。一般认为，从敦煌向西，出玉门关、阳关到鄯善，由鄯善沿塔里木盆地的北缘经焉耆、龟兹等地越过葱岭的路线为北道，而由鄯善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经于阗、莎车等地越过葱岭的路线为南道。
　　由于西域道的开通，汉朝派往南亚的使节日益增多。《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时，曾在乌孙派副使到身毒。“自博望侯骞死后……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今伊朗）、奄蔡（今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黎轩（今意大利一带）、条枝（今地中海安提阿克〔Antioch〕）、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jī 机〕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样庞大的使团，这样频繁的出使，汉人对印度的了解自然会日益增多。《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当时印度一些地区的情况，如当地的地理、物产、民俗及与汉朝的关系等。
　　东汉时，班超在西域经营达30年之久（公元73—102年），对维持西域道的交通起到积极作用。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比西汉时更进一步，其间的文化交流也较以前为频繁。
　　另外，蜀布和邛竹杖的故事还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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