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 (EPUB全文下载)

文件大小：5.36 mb。
文件格式：epub 格式。
书籍内容：

新版自序
古人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原指代际相继之意。北宋邵雍将其引入自家的宇宙历史演化论，作为最小的时段概念，提出“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撇除其周而复始的神秘色彩，显然也将三十年作为考察历史的基本时段。
西方年鉴学派主张综合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多种方式，多层级地构成对总体历史的全面研究。相对于以一个世纪乃至更久的长时段与以事件史为标志的短时段，中时段的研究阈限“涉及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历史态势”[1]，自有其特定价值。这种中时段，足以完整展现长时段历史中某个变化周期，身处其中者往往到该周期结束才能察觉其终始之间发生了多大的时代差异与历史变动。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虽是旧著《宋光宗 宋宁宗》的改订新版，但当年撰著时因他们父子的个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代”，“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心写一部时代史，这个初衷仍没有变。宋光宗即位于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宁宗去世在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两位皇帝在位跨36个年头，既符合“三十年为一世”的概念，也恰在中时段范围（如果不考虑以帝王为坐标的话，这一时段不妨下延至史弥远去世的1233年）。倘若将宋孝宗淳熙内禅时1189年与宋宁宗驾崩时1224年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作一对比的话，就能发现：经过三十余年缓慢顿渐的变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从治世折入了衰世。这次改版尽可能地做了修订，但总体结构未做改动，故拟就这一时段若干总体性问题略抒己见，以便加深对这段时代史的全局性把握。
一
既然说这一时段是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的关键时代，当然必须以其前与其后的时代作为比较的参照系。这里，先说其前的宋孝宗时代。宋孝宗在位期间为1162年至1189年，共27年，大体也在中时段的阈限内。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借由“绍兴内禅”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动发起隆兴北伐，试图改变绍兴和议定下的地缘政治格局。然而，受制于内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与反对，主事者张浚“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等等）与外部条件（金朝的实力），被迫与金朝再订隆兴和议，重归宋高宗确立的“绍兴体制”。其后，在内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绍兴体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调与腾挪。有鉴于秦桧擅权的前车之辙，他在位期间一方面频繁易相，以便皇纲独揽；一方面开放言路，以便“异论相搅”。隆兴和议后，南北政权间长期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作为南宋唯一欲有所为的君主，宋孝宗曾坦承短期内恢复中原已无可能，但仍寄望于君臣协力一改国弱民贫的局面。他尤其注重兴修水利，推动农业生产；同时关注财政与经济，制定鼓励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政策，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惟其如此，南宋社会在乾道、淳熙间（1165—1189）也进入了繁盛期。
宋孝宗时代（1163—1189），一方面在专制政体上继承了绍兴体制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在对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则有明显的调整，他还能容忍不同的政见与批评的声音，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较之宋高宗秦桧专权时期大有改善。他对道学尽管不持好感，却并未以一己好恶而推行整肃政策。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即便微调也效果明显。由于宋孝宗的政治统治相对宽松，致使这一时代在思想文化上颇有亮色。
在《中国转向内在》里，刘子健认为，北宋学术“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相对说来，南宋学术“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2]这一说法有其独到之见，但也不尽然，南宋浙东学派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学术成果与思想体系。这是由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建构，还有赖于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事功实践充实其思想资源，也与宋孝宗时代的环境改善有着内在关联。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相对优容的政治环境，朱熹才有力推动了道学派的扩容，完成了理学集大成进程；张栻也自成一派，张大了湖湘之学。继北宋中期以后，这一时段以朱熹为领袖的程朱理学，以陆九渊为开山的心学，与吕祖谦、陈亮、叶适领军的浙东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涌现出自己时代的学术大师群体。无论思想上，还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时代，宋学进入了又一巅峰期。继北宋中叶的文学鼎盛期之后，这一时段陆游、辛弃疾、范成大与杨万里等各领风骚，宋代文学也形成了第二个高峰期（虽然比起欧阳修、苏轼父子与王安石等领军的北宋高峰来略见逊色），而代表人物都成长并活跃在这一时段。史学家李焘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当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纂，继司马光之后令宋贤史学再放异彩。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宋孝宗时代，显然绝非偶然现象。南宋曹彦约认为，南宋乾道、淳熙期间堪与北宋庆历、元祐时期相媲美：
朝廷无事，四方宁谧；士浑厚而成风，民富饶而知义。负者歌，行者乐，熙熙侃侃，相期于咸平、庆历、元祐之治。
本朝人赞美难免掺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维骐也有好评，说宋孝宗“有君人之度，其系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纵观宋孝宗时代，显然迥异于南宋理宗以降内有权臣叠相擅政、外有蒙元铁骑压境的高危期，确是政局相对稳定、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最好时段，堪称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对照，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的全面逆转就更显得触目惊心。
二
《朱熹的历史世界》堪称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巅峰之作，但著者认为，淳熙内禅前后，宋孝宗有一个扭转其晚年因循政策的重大构想，一是亲自选定“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相”，“有意建立一个以理学型士大夫为主体的执政团体”；二是刻意部署“理学集团的许多重要成员进入了权力核心”，试图以如此的执政团队与理学集团相结合，支持理学家在“外王”领域革新政治，恢复北方。[3]对宋孝宗是否确有这种构想与部署，学界颇有不同意见：“他的证据很有意思，但却不很充分，因此远不具有决定性。”[4]我只对其部署执政集团与理学集团之说，略说管见。
依据庆元党籍的后出名单，断言宋孝宗晚年部署的三相都“深得理学家集团的信任”，是值得斟酌的。首先，那张名单只是韩侂胄及其追随者出于打击政敌的需要编派的（据学界研究甚至 ............

书籍插图：

以上为书籍内容预览，如需阅读全文内容请下载EPUB源文件，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