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不在我》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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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引言
骗子、傻瓜、歹徒和伪君子
为什么会容忍自己的行为？
亨利·基辛格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入侵越南、柬埔寨和南美洲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他面对战争罪指控时给出的回答。
一定是有人出错了，错误很可能出在我所供职的政府机构。
枢机主教爱德华·伊根
在谈到一些主教反对处置猥亵儿童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时如是说。
一旦陷入事后聪明，我们便会发现一定是有人出错了……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悲哀。
麦当劳就他们没有告知印度教徒和其他一些素食主义者，他们制作的土豆食品的“天然调味品”中含有牛肉成分这件事，所做出的道歉。
一定是有人出错了，我们将法式薯条和薯饼的成分错误地告诉了公众和消费者。
比尔·施耐德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走进政治”节目中向观众提出的问题。
本周问题是：当一位总统做出严重贪腐的行为时，你的看法是什么？
A. 这位总统的民意测验支持率会下降。
B. 媒体会对他穷追猛打。
C. 反对党会对他进行弹劾。
D. 他自身所在党派的成员会攻击他。
E. 或者，白宫发言人会讲，“一定是有人出错了”。
自降临人世的那一天起，我们每个人便拥有了自我辩护的冲动，我们会为自己那些具有伤害性的、不道德和愚蠢的行为推卸责任。当然，大多数人做出的决策，可能永远也不会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命运。无论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是微不足道还是悲剧性的，影响甚微还是波及全民的，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要讲出“我错了，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这句话，即便不能说绝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个人在情感、金钱和道义方面所冒的风险越高，讲出这句话的难度就会越大。
不仅如此，大多数人在面对所犯错误的证据时，不仅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行为方式，反而会顽固地对其加以辩护。比如，政客们往往会为我们提供最直观、最具悲剧性的案例。在整个总统任职期间，乔治·W·布什充当了“即便是拥有无可辩驳的证据，也很少能够穿透自我辩护的盔甲”的角色。布什错误地声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错误地宣告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错误地预言伊拉克人会站在街头载歌载舞地欢迎美国士兵，他严重错误地低估了这场战争中的人员和资金的损失。布什在美军入侵伊拉克6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竟然郑重其事地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
即便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新闻评论员都要求小布什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但他仍为战争寻求新的辩护理由，包括除掉一个“魔头”，打击恐怖主义，促进中东和平，为伊拉克带来民主，增强美国的安全，完成“（我们军队）为之牺牲的使命”等。2006年的中期选举被大多数政治观察家视为这场战争的参照系，共和党也因此失掉了参众两院；此后不久，16家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对伊拉克的占领助长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而且增加了恐怖主义横行的危险。然而，布什在向某个由保守派专栏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发表演讲时竟然宣称，“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当时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
当然，布什并非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为“基于错误估计并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决策”进行辩护的政客。当年，林登·约翰逊没有听从谏言者对“越南战争不可能取胜”的反复忠告，陷入了“美国一旦撤退，整个亚洲便会走向共产主义”的自我辩护之中，他也因此失去了总统宝座。当政客们身陷绝境的时候，他们会勉强承认错误，但绝不会承担责任。哎，一定是有人搞错了，但犯错的绝不是我，这个人的名字还不宜说出口。当亨利·基辛格声称出错的是“政府”时，他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他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政府。这种自我辩护令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审视政客们的行为时，我们会感到有趣、震惊乃至恐惧。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尽管他们的行为导致的后果无疑会更大，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却与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之所以能够适应不愉快的人际关系或者孑然一身，是因为毕竟已经这样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一种麻木的工作方式，是因为我们会寻找各种理由为此辩护，而且无法对放弃这种工作方式的好处进行清晰的评估。我们会因为一辆二手车看起来华丽而购买它，然而为了让这辆该死的车运行良好，我们可能会花费数千美元，而且还会花更多的精力来维护这笔花费的合理性。由于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傲慢，我们自以为是地制造了与某个朋友或者亲属之间的隔阂，但我们却仍然将自己视为和睦的守护者——只要对方能够赔礼道歉。
自我辩护与撒谎或者辩解不同。显然，人们会通过撒谎或者编造荒诞的故事来平息爱人、父母以及雇主的愤怒，避免受到指控或者被投进监狱，保住自己的工作或权位。但是，一个罪犯为了让公众相信“事情并非如此”所讲出的话（“我没有对那位女士进行性侵犯”、“我不是一个骗子”），与他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前一种情境中，他在撒谎并且清楚地知道撒谎是为了保全自己。在后一种情境中，他是在自欺欺人。这也是自我辩护比显而易见的谎言具有更大的威力和欺骗性的原因，它会让人们确信自己已经尽力了。事实上，仔细想想，以下这些话是很正常的：“我不可能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了”，“实际上，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我正在为国家尽我所能”，“那些杂种是咎由自取”，“我有权这样做”。
自我辩护不仅会令我们的错误和糟糕决策看起来无足轻重；而且也是让那些伪君子们的行为人尽皆知的原因。它会将我们与他人的道德失误区别开来，并且混淆我们的行为和道德信念之间的不同。奥尔德斯·赫胥黎[1]曾说过，“世上很可能不存在清醒的伪君子”。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纽特·金里奇[2]就不太可能对自己讲：“噢，我真是一个伪君子，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正搞得天翻地覆，我却有权在这里搞婚外恋。”同样，著名的福音传播者泰德·哈加德[3]显然是一个伪君子，他一方面公开斥责同性恋行为，另一方面却与一个男妓保持着性关系。
同样，我们每个人都会划出自己的道德底线，并对其加以辩护。想想看，你是否曾经在缴纳个人所得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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