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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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此书的文章共分为四组。第一组凡七篇，泛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组的五篇，主要聚焦于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第三组由五篇构成，以蒙古帝国、元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讨论主题。纳入最后一组的四篇论文，则分别考察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的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怎样在统一国家的宪制框架下，让这些历史地属于各民族、各人群的世居家园都获得富有各自独特性的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史留给当代中国人的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一个考验他们良知和政治智慧的问题！
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专业方向为元史、中国边疆史地。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1987至1991年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1993至1995年、2005至2006年分别在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庆应大学做访问学者各一年。先后发表论文及学术评论近百篇，部分结集为《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何谓“中国”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1]
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问题时，元朝灭亡后的那几十年中人们对元朝的态度，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明初甘为元遗民者为数众多。这里所谓遗民，指的是经历改朝换代后拒绝在新王朝担任一官半职的人们。这样一种遗民概念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际。但是，凡在前一个王朝做过官的人，不应当再改仕新朝，这一道德约束实际上是从宋朝起就得到大力提倡和强调的。所以宋朝灭亡以后留下大批遗民，这是大家都很了解的。当然上述道德约束并没有要求做遗民的人直接去反对新政权或者从事秘密抵抗运动。他们完全可以承认新王朝的合法性，只要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不再做官）就可以了。著名的宋遗民谢枋得就公开承认“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只不过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2]传说中的商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当宋元时代的人们按领土国家的概念去考量这段史事时，他们发现，像这样做遗民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普天下的粮食，包括蔬果，甚至野草，莫不属于周朝所有。因此他们宁可把“不食周粟”解释成不接受周的俸禄。当时人写诗说：“谁向西山饭伯夷？”那意思也就是：“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者矣。”这实际上是在婉转地说，他们并不是真不吃从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3]
元朝这样一个由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也留下大批心甘情愿的遗民，并且其中绝大多数自然是汉族。他们的个人遭遇差别很大。其中名声最大的三个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4]，他们入明后分别参加过编写《元史》、评阅科举考试的试卷等文化活动，但都拒绝到明政府里面正式做官，居然都安然无恙地活到八九十岁。三遗老中间最有名的杨维桢写过一篇《老客妇谣》，借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愿再嫁的话题来表白自己的心情。据说有人把这首诗拿给朱元璋看，欲借朱元璋之刀杀他。朱元璋说“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没有采取行动。[5]还有一些人就不那么幸运，因为也有一点名气，躲了几年，还是被政府找出来，强迫他们做官，结果只好自杀。郑玉、王翰就是这样死的。当然更多的人没有这样戏剧性的命运，能够平安无事地以遗民身份了却一生。
二是遗民心态的泛化。如果遗民是指拒绝在新王朝做官的人们，那么遗民的范围就应当限于那些获得过在新王朝做官的机会而又拒绝了这种机会（包括拒绝科举考试）的人们。这样的人数量总是有限的。[6]但遗民的心态却可能扩大到比之大得多的社会范围中去。元明之际的遗民心态突出地表现在对改仕新朝的人们非常不以为然的社会舆论中间。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因为子孙犯罪受牵连，被流放四川，死在中途。当时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小心为人，却几次遭遇命运颠簸很有点想不通。在夔州的一个寺庙里，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向一位老和尚请教。老和尚问他，“于胜国尝为官乎？”宋濂回答，曾经做翰林国史编修。老和尚于是沉默无言。宋濂心领神会，当晚就吊死在寺院客房里。另一则关于周伯琦的逸闻也很有典型性。此人是元朝末代皇帝很欣赏的亲信，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被放到江南做官后就一直赖在南方不肯回朝。朱元璋进攻苏州时，他与张士诚一同被俘。朱元璋责问他说：“元君寄汝心膂，乃资贼以乱耶？”于是先赐他大醉三日，然后处死。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当然大有疑问。虽然后来确有人（例如谈迁）相信，宋濂曾经应召入元廷作翰林国史编修，但大部分人还是根据有关他的传记资料认定，他“以亲老不敢远违固辞”，“实未受官至京师也”。宋濂自己也曾明白声称：“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上述传言说他自认做过元代朝官，显然不会是事实。至于周伯琦，自然不为朱元璋所喜欢，但他是回到家乡江西，“久之乃卒”，也不存在被朱元璋处死之事。[7]然而，传闻之词的缺乏事实依据反倒说明了它的可贵。因为它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事情本应当如何发生的普遍见解。对降臣结局的想象，正好反映出明初人们遗民心态的泛化。
三是明朝推翻元朝而统治中国，这件事在明初的人看来，它的意义不过是实现了一次改朝换代而已。这一点给钱穆以极大的刺激。在他的长篇论文《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钱穆非常敏锐地发现，当时人们大都“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在钱穆看来，元亡明兴，远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8]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自己感觉到，这是从当时人的历史语境出发而自然应该达到的认识。但实际情况却与他的想法大相径庭。元朝灭亡了，人们并没有伸直脖子吐一口恶气，大骂它是“伪政权”。元朝一百年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并没有随这个政权的被推翻而一同失落。当然朱元璋在他出师北伐的檄文里讲过“驱逐胡虏”[9]，这句话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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