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废》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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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谨以此译献给父亲一样的老师
陈进波先生
The Master said， He who sets to work on a different strand destroys the whole fabric.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第二》）
中译导言：道与意识形态
《人之废》是本小书，中译本正文不足四万字。加上原著附录及译者附录，也不足六万字。书规模很小，谈论的却是大问题。不揣冒昧写译者导言，就是想提醒诸君，勿因其部头小而小看这本小书。
即便看作小书，也应看作是“大家小书”。坊间“小家大书”多之又多，虚张声势而又灾梨祸枣，称之为文化垃圾或许有些过分，一生不读还是可以确保无妨。苏珊·桑塔格曾说：“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1]既如此，阅读还真像写作一样，也成了一种省略的艺术。[2]既如此，与其读那么多的小家大书，还不如认真阅读一本大家小书。
既然诚请诸君阅读中译本，其隐含读者定然是中国知识人。译者作为所谓的现代中国人，只能主要谈谈这本小书对现代中国之“不小”。当然，首先是对译者本人之“不小”。
一 道与意识形态
现代中国知识人喜言中西之分，却罕言甚至忘却古今之别。在路易斯看来，与古今之别相比，中西之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3]
古今之别之一就是，古人念兹在兹的是“道”，在今人眼中沦为意识形态（Ideology）。
道与意识形态之别，大矣哉。试想，把古人的“铁肩担道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里面的“道义”或“道”字，换成意识形态，会是个什么味儿？再试想，孔子杏坛讲道，你走过去说，你所说的那个道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又会是什么效果？相对于此效果，目下极为时髦的“解构”，则像是太过复杂的小儿科。
说得更理论一点，在价值论论域，“道”意味着善是客观的，即便世上所有人都成了坏蛋，善依然是善，故而意味着价值客观论；而“意识形态”一词则意味着，所谓的“善”只不过是出于某时某地某个阶级或某种统治力量之要求，是制造出来的一套话语，是一种建构，是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愿望之表达，故而意味着价值主观论。在形而上学论域，前者意味着“道”乃原生（original），我们人乃派生（derivative）：“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后者则意味着我们人乃原生，“道”乃派生。在宗教论域，前者意味着人乃神造，故而人需接受神之审判；后者则意味着神乃人造，神要接受人之审判：
古人接近上帝（或诸神），恰如被告接近法官。对于现代人而言，这一角色反了过来。他是法官：上帝则在被告席。他是个相当仁厚的法官：要是上帝对其身为神却容许战争、贫穷和疾病，能做出合理辩护，他倒情愿听取。案件甚至会以上帝之无罪开释作结。然而重要的是，人在法官席，上帝在被告席。[4]
问题是，现代人凭什么审判上帝？假如古人所谓的亘古不变之“道”，只不过是意识形态，那么，现代人审判上帝，就只不过是反映了其一时好恶。常听些论者说，人类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审美政治，法律道德都遵循审美法则，人间秩序臻及艺术境界。这些天真的知识人忘了，假如我就喜欢杀人越货喜欢变态，我在其中能体会到快乐也能感受到自由，你怎么说？你不会去说“趣味无争辩”吧。要是趣味有争辩，凭什么争辩？
罗素曾说：“尽管我不知道如何去拒斥对于伦理价值主观性的论证，但我发现自己不能相信，荒淫残暴的所有错处就是我不喜爱它。”[5]罗素的忧心，不是他个人的多愁善感，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要是我们秉持价值主观论，要是我们认为并无所谓“道”只有意识形态，请问，我们如何反对荒淫残暴。路易斯则问，我们凭什么宣判纳粹德国为恶：
听到德国把正义（justice）界定为符合第三帝国之利益，每个人都义愤填膺。然而我们常常忘记，假如我们自己认为道德只是主观情操（subjective sentiment），可以随意变更，那么，我们的义愤填膺就毫无根据。除非有一些关于善的客观标尺（objective standard of good），无论我们服从与否，它也君临（overarching）德国人、日本人以及我们这类人，否则的话，德国人完全有资格去创造他们的意识形态，就像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一样。（本书附录《主观论之毒害》第5段）
假如“道”只是意识形态，善之为善只是建构出来的价值观，我们凭什么指责无道邦国，凭什么说恶人是恶人？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这恰好是人类的现代处境，恰好是“上帝死了”之后的人类处境。
二 上帝之死，与你我有关
尼采在《快乐的知识》第125章，写了这样一个著名故事。一个疯子或狂人，大白天挑着灯笼，在市场上一个劲喊“我找上帝！我找上帝”。无神论者哄笑，一阵接一阵。于是：
疯子跃入他们之中，瞪着两眼，死死盯着他们看，嚷道：“上帝哪儿去了？让我们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儿全是凶手！……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咱们把他杀死的！我们，最残忍的凶手，如何自慰呢？……”[6]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常常提及这段往事，大抵不出两种语调。要么是一副解放论者或进步论者腔调，断章取义，全然不顾此故事背后之精神伤痛，更不顾那个疯子说凶手就是我们：“是我们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儿全是凶手！”要么则是一副中国文化优位论腔调，以为这只是西方世界之家务事，与中国人无关。我们可以偶尔隔岸观火，甚至不妨幸幸灾乐乐祸，说说西方不亮东方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得意话。
无论是哪副语调，都活像故事里哄笑不已的人。
乐谈上帝之死的学者，似乎很少有人想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既然你心中没有了上帝，那还有什么罪行呢？”[7]假如没有上帝，“那不是‘为所欲为’吗？”[8]这个为所欲为包括杀人越货。换言之，即便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时，似乎很少有人想到，伴随上帝之死而来的道德沦丧和价值真空，以及随后的精神迷乱与痛苦。[9]
知识人解读上帝之死的这丝轻薄，并非中国专利，倒像是许多现代思想的通病。因为，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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