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乎左右之上的鲁迅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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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左右之上的鲁迅
李春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成功遂事而不名有。
——《老子》第三十四章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鲁迅（一九〇七年）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
目录
写在前面
鲁迅的微言大义
鲁迅与章太炎
鲁迅与瞿秋白
鲁迅和中国历史上的左与右
附录：返本开新与文化自觉
写在前面

一
在二十世纪的百年中，中国社会似乎一直在改良与革命、保守与激进之间震荡。政治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左右两翼的格局，第三种势力向来不具有弥合两极的能力，这样的结果是，实际上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左右两种势力对立激烈，常常使两派及外围的人，忘记了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中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在于是否承认有一个超乎左右之上的目标，那就是共和理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繁荣、富强、文明的国家。这是当初推翻满清皇帝、建立民国的初衷，也是三千年帝制终结后中国政治的新生。这一目标，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无论保守抑或激进，皆达成共识，它是全体国人的共同目标。那么，实现此一目标，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超乎左右之上的政治。
章太炎是民国的创立者之一，一生忠于建立民国的初衷，鲁迅晚年重提章太炎一九〇七年发表在《民报》上的《中华民国解》，重申它是中华民国的来源，这是鲁迅临终之前极其明确而至关重要的政治表态。鲁迅一生的奋斗和努力，文艺树人，改造国民性，皆可视作这一超乎左右之上的广义的政治运动。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中国民众的政治觉醒，这一政治，是共和理想下的大政治，超乎党派之上的全民政治。鲁迅虽未作过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在表达这一政治理想愿景上，他是最坚定的一位。昔日的战友分化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向左，胡适、傅斯年等向右，鲁迅直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仍难辨其左右。一九二八年他受到创造社冯乃超、成仿吾、钱杏邨（阿英）、李初梨、郭沫若等左倾文人的猛烈攻击，这些攻击者将鲁迅和周作人、陈源、徐志摩、刘半农、叶圣陶、郁达夫、张资平等放在一起，视作一类——反动的老作家。这些老作家除了鲁迅之外，大多没有出来应战。
一个右倾的“封建馀孽”的鲁迅易于了解，一个加入“左联”反抗现政权的鲁迅易于了解，一个主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鲁迅易于了解。真正立异的鲁迅，不易了解。
立异的鲁迅，是新价值的创立者。他的生命本位主义、儿童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对于言论自由的不懈追求，在中国文化中均是崭新的理念。鲁迅在当代社会的位重名高与他所创立的新价值之被遮蔽与排斥，事实上已然说明鲁迅遭受的误解和被权势利用的尴尬处境。一种新价值在本土文化中落地生根获得普遍认同，是困难的事。

二
一九二六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社会各界曾经寄予厚望，但主其事者却没有忠于民国的政治理想。北伐过后的国民党，接下来的“清党”，逼出一个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反对派。鲁迅对国民党的厌恶，即由于清党，他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从一九二七年起，党国建立，民国即亡。这是章太炎的看法，他遂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到了一九三六年，日寇的全面入侵已箭在弦上，连党国恐也难以保全了。八年抗战，带来历史的转机，左右两翼由实力悬殊而发展为实力相当，决战不可避免。
鲁迅晚年的左倾，过去的研究者多以为其世界观上的转变是内因，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固然有迹可循，但国民党政权压制言论自由、禁锢思想的做法，事实上对鲁迅起到了逼上梁山的作用。鲁迅确是反对派的同路人，虽然两者目标却未必一致。鲁迅渴望的是党国之前的民国理念。
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是被讨论得很多的话题，也许人们忽略了在“左联”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鲁迅同样是发起人之一。为此，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还“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五十一人”。这个组织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宣言》号召：“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组织之下来，共同奋斗。”
[1]

鲁迅当然知道争取自由的斗争在当权者的压制下是极端困难的，这样的组织，宣布成立之日，往往亦是被迫解散之时，但他仍不懈地努力着。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言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2]
“一个国家需要什么价值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深思熟虑来自由选择的，价值不是命运或机遇的安排。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群体有着太重要的教育和生活指导意义，因此，不能把价值当成一件只能听由像国界或习惯这类自然或偶然因素来决定的事情。”
[3]
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两种崭新的价值，鲁迅终其一生所立之“异”，所树之“人”——一种成熟的个人观，也是一种崭新的价值。新价值能否在老社会中落地生根，是检验这个社会生机和活力的一种标准。
“五四”那代人的世界主义情怀非常可贵，那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见贤思齐。他们把自己在异国他乡见到的任何美好的价值，皆视为自己的珍爱之物，凡邻人所具，我无不具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里的人，不仅包括本国本民族的人，亦包括一切人。
相比之下，时下的许多人，公然退守民族主义立场，甚至退守正统儒家的立场，退步之剧令人难以置信。在批评所谓激进主义的同时，许多人不约而同以最激进的速度和最激烈的方式回归到最无生气的那部分传统当中。在理性层面无法解释这一行为，他们准备诉诸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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