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及其不满：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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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现代性：反思与重构
第一章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性
第一节“现代性”话语分析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再阐释
第二节“重写文学史”：一个没有终结的现代命题
第三节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第四节文学现代性追求与儒家思想传统
第二章近现代文论与现代性
第一节梁启超、王国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导引
第二节《新青年》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话语的构建
第三节《学衡》《甲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逆向促动
第三章新旧诗与现代性
第一节旧体诗：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会通
第二节郭沫若诗歌的现代性
第三节李金发诗歌：异域生存理解与新诗现代性创构
第四节闻一多诗学：现代性追求中的矛盾与困窘
第四章通俗文学与现代性
第一节鸳鸯蝴蝶派的曲折遭际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理解的历史变迁
第二节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参考书目
后记
绪论现代性：反思与重构
　　一
　　思考中国文化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作出爬梳、理析和辩驳，这在中国学术界虽然是个老话题，但却有着言说不尽、弥久常新的学术魅惑，因为从过去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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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学术思想“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问题是现代现象”，就将来而言，“在未来的世纪，学术思想仍将因现代幽灵的纠缠而费神”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前言》，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
页。。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时代视野和学科设置合法性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不免存有不少混沌、盲点和误区，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理清，有待我们作更细致的分析和更理性的判断。因此，我们觉得，如果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作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并以此为起点，通过对文学事实的客观考察，进而对现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进行重构，仍然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
　　从重塑现代性的角度来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这是“重写文学史”的一种表现形式。“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虽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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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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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提出的，但对文学研究来说，它的学术意义是长期性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指标，它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仍将在现在和将来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引领着（指导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和学术探索。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写文学史？文学史重写还有什么可能？或者说，我们现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著述还有什么问题存在？只有现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书写还存在问题，才可能赋予我们的文学史重写与重构以历史的合法性。然而，对文学史的反思、批判和重构，又并非是一种可以随意为之的事情，它最初可能起因于我们对一些固有的文学观念的质疑、对现行的文学史教材的不满，而我们所有关于文学史的反思和重估，只有建立在现代文学发展时期确切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显得更合理和更有说服力。从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已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相应地，对文学史的反思和批判也走过了近百年的时光。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书写中，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疑问和困惑，依然有许多的矛盾尚待解决，依然不断在产生着伴随时代前行而可能出现的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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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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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期，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在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时，他们的主要意图在于擦拭掉粘附在文学身上那层厚厚的政治尘埃，还文学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推进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正常有序、健康稳定的发展。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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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期，从事文学史研究多年的钱理群教授在回顾自己的文学史写作历程时，归结出的不是自己如何如何成功的经验，而是一大堆的“矛盾与困惑”，这些矛盾与困惑，用钱先生的话说就是“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和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等等”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
1999
年第
1
期。。钱先生所谈到的“矛盾与困惑”，一方面说明了目前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还有许多地方亟待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现今和往后的文学史重写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
　　检视建国以来的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是不少的，包括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党的文艺政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阐释和定位，都存在许多欠妥的地方，没有哪一项令人满意。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欠妥之处，通过学者们的大胆探究，正在逐步理清，但拨乱反正得还不彻底，而且旧有的某种思想倾向一旦形成，往往会顽固地盘旋在人们的思维空间，驱之不散。比如一直以来，文学史的座次排列万变不离“鲁郭茅巴老曹”，这种由文学史的政治化写作带来的政治性排序，阻碍了我们对另外许多优秀作家的审美观照，而且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史观念。举例来说，创作了《大波》《死水微澜》等作品的小说家李劼人，其艺术成就就很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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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30~40
年代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曹聚仁先生曾经说过：“其实，现代中国小说作家之中，李劼人的几种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251
页。曹聚仁的这一评价，与我们现今文学史教材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至少来说，我们现存的文学史对茅盾和巴金作了大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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