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法律的常规化：族群与等级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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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任
章百家
副主任
牛大勇（常务）徐思彦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牛军 牛大勇 王奇生 王海光
邓小南 仲伟民 张丽 张盛发
李丹慧 李剑鸣 杨奎松 汪朝光
沈志华 陈东林 徐蓝 徐秀丽
徐思彦 章百家 彭卫 韩钢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改版弁言
从1998年起，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设立文库的初衷，“出版前言”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要不断改进，做得更好。
1994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1997年，已出版专著25部。1998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6部。5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作者提供完成的书稿，由专家推荐，采取匿名审稿，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一套好书。这些证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在不断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好书稿、合格的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5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8年9月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但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以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序
中国的事情，向来复杂。
如何理解复杂的中国？大约自19世纪80年代起，西学渐成潮流之际，中国就逐渐被东方主义式地“复杂化”了。中国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学者之间意见纷歧。有论者称中国是专制的，但是稍过时日，又有人称中国之病恰过于自由。甲称中国等级严苛，上下悬隔，民心难一；乙谓中国之弊在过于平等，民心散佚。外国人雾里看花，中国人其实也并不自知。
对中国所做的标签化、脸谱化的解析在近代有关中国的知识系统中俯拾皆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急剧变化的近两个世纪里，以某种理论界定中国历史、社会与国民特性，已经成为学人或政治人物解析中国乃至据此推进其政治行动的基本思维方式。层出不穷的新理论令焦虑的新人物目不暇接，惟新是务的思维曾使严复感慨称“一切学理说法，今日视为金科玉律，转眼已为蘧庐刍狗”。似乎并无何种理解中国的理论模式至今在学术上仍被视为金科玉律，因此，我十分想知道这本关于清代法律史的新著到底是如何理解中国的。
胡兄一直倾力于清代法律史研究，对时下热议的“新清史”知之甚稔，因此在书中对此议题做一个全面的分析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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