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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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錄
引言
一、事業心與傅斯年
二、顧頡剛與胡適
三、顧頡剛與國民黨
四、1949年以後的顧頡剛
五、顧頡剛與譚慕愚
結語
附錄一
附錄二
後記
版權頁
引言
《顧頡剛日記》始於1913年，終於1980年，全書約六百萬字，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原始史料。從1921年到1967年止，《日記》基本上是連續的，尤足珍貴。就我所讀到的近代學人日記而言，祇有《胡適日記全集》與《吳宓日記》正續兩編份量略與之相埒。我曾撰〈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作為《胡適日記全集》的序言，藉日記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階段的若干疑點(註1)。現在為《顧頡剛日記》寫序，我的重點稍有不同。反覆思考之後，我決定通過日記來窺測他的內心世界。
註1　已收入《重尋胡適歷程》(台北：聯經，2004)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這次讀《日記》，我才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慾」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型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我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他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盪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更難得的是譚完全當得起他的「超群軼倫之材」的評語：1926年聞一多稱她為“Chinese Jeanne d’Arc”(「中國的聖女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對毛澤東的巨大威勢「仍強硬不服罪」。顧頡剛生命中這件大事，是我在讀《日記》前完全不知道的。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我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不用說，1949年以後他走進了一個到處是荊棘的敵意世界，精神上一直掙扎在極度痛苦之中，始終擺脫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這些內心的活動也必須通過對日記作字裡行間的細密解讀才能呈現出來。
這篇序言共分五節；第一節論他的事業心及其與傅斯年的關係，這是他的主要志業與中心關懷。第二節論他與胡適的關係，這是他的學術生命的始點。「古史辨」運動導源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展示的史學革命新典範，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適典範的學問境界，以王國維之精新兼備為最後歸宿。其中種種錯綜複雜的互動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節論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係，旨在說明他為了種種事業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尋求支援的苦心。在同一節中，他在抗戰勝利前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理念也通過日記而予以澄清。第四節凸顯他1949至1980的獨特生活境遇。這一時期中國大陸上的知識人本都是「同命鳥」，但大同之中仍有小異，每一個人的具體遭遇還是個別的。大同的部分本節概不涉及，祇有他個人「小異」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後一節專論他和譚慕愚的一段情緣，貫穿了全部日記，上起1924，下迄1979。由於兩人交往散布在數十年之中，非聚攏在一處，便不能見其全貌。現代傳記未有不重視傳主的情感生活者。這不是發人陰私，而是因為非在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如實地呈現出來。
以上五節大致概括了顧頡剛一生活動的主要範疇。但這篇序言並非傳記，不過把《日記》中最主要的傳記材料提煉組織起來，供未來傳記作者的參考而已。
一、事業心與傅斯年
通讀《顧頡剛日記》，我第一次認識到顧先生平生志業的另一面。讓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話：
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條末)
如果不是讀到這一段話，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把他看作一個「純粹學者」。這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思考，想瞭解他為什麼不甘心僅僅以「純粹學者」為滿足？思考的結果，我認為以下三層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從傳統的士大夫向現代知識人過渡。儘管這一過渡並不徹底，但至少在顯意識的層面，他希望把學術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識推廣到全社會，發揮一種啟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學餐後演講，他的題目是「怎樣喚起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很顯然的，他認為第一次新文化運動並未能深入民間(註2)。第二，民族危機，特別是日本侵略，為他的文化事業提供了極重要的發展契機。最明顯的例子是通俗讀物編刊社(1933)和《禹貢》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後創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徵求民眾讀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來才由顧先生接手經營。《禹貢》的〈發刊詞〉說：
註2　見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171。
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受夠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註3)
註3　引自同上，頁217。
第三層背景則是個人的，即他與傅斯年在學術上的分歧和爭衡。這一問題相當複雜，留待本節下半段作較深入的分析，這裡暫且不說。
但是我必須鄭重指出，他的事業心的根基仍在學術，不過他一方面認定學術不能限於少數人的專門絕業，祇有普及到廣大的社會以後才算是盡了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則堅持普及化的知識必須以最嚴肅的學術研究為其源頭活水。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將「國故整理」列為他的「事業」的第一項，接著才是「民眾教育」和「邊疆開發」(註４)。所以他的事業都是從學術領域中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他並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嘗企圖發展政治或社會勢力。不過由於文化事業的緣故，他培養了不少學術界的後起之秀，因此在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他的追隨者也愈來愈多。
註4　見《顧頡剛年譜》，頁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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