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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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暴风雨的记忆
北岛、曹一凡、维一编　著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1-4-11
制作/白月光
By EpubSTAR 1.5.0.4_111205 2012/2/1 11:00:00
目录
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
似水流年
我的阅读与思考
昨夜星辰昨夜风——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走在大潮边上
青春剑
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版权信息
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
　　编者按语
　　•北岛•
　　编者按：
　　这里收入的文章选自《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一书，是曹一凡、维一和我共同编辑的，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繁体字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这是北京四中“老三届”（即六六届至六八届初高中）学生关于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回忆文字的结集。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爆发时，他们的年龄只有十三岁到二十岁之间，这场暴风雨不仅中断了学业，并把他们全都卷了进去。在一所中学的小小舞台上，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可以说这是我们编的“七十年代”专辑的延伸，一直上溯到六十年代。我相信，通过一所中学的学生们不同视角的追忆与叙述，会进一步丰富那一特殊时期的历史质感，使任何相关结论都显得为时过早或过于草率。
　　
　　　　　　　　　　　　　　　　　　　　　北岛
　　　　　　　　　　　　　　　　　　　　　二零一一年元月十三日
　　　　　　　　　　　　　　　　　　　　　于香港
　　
　　似水流年
•牟志京•
　　牟志京，六七届北京四中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去白洋淀插队，一九七一年转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后在山阴县化肥厂和大同铁路分局当工人。高考恢复后，就读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大同铁路分局总工程师室工作。一九八四年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等学位，先后在美国布兰德斯大学、IB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音公司等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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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毕业时，对北京的中学几乎一无所知，听老师讲到男四中的好处，不知深浅报了。暑假从海滨回来，收到四中的一封信，想起落考生由第一志愿学校发通知的说法，心头一凉，打开方知虚惊一场。我和四中长达八年的不解之缘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的四中，除了北边那栋不起眼的二层教学楼外，主要由平房小院组成。北面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邻的是少数住校生的宿舍。礼堂兼学生食堂有些残败，座落在校园西南角。藏书可观的图书馆，还有数个设备齐全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分布在校园南边。操场在教学楼北面，标准的四百米跑道环绕足球场，北面靠墙还有几个篮球场。完整的院墙，把四中与外边的世界隔开。校内建筑大多年久失修，从东面正门进来，还是能感到一种肃穆的气氛。
　　上了中学，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虽难免为作业和考试所缠，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种领会新知识时醍醐灌顶的神奇感觉，特别在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上，老师就像来自天界的导游，把我们带进满是宝藏的神圣殿堂。我们这帮毛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长大成人。
　　本以为政治和数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断钻研与质疑，其实不然，那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漩涡。
　　一“四清”运动
初中毕业，老师在评语中，把我的政治表现说得一塌糊涂，让我很伤心，看来上高中是没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从海滨归来，竟然收到四中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数学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没什么察觉。一天，我在操场打排球，正在兴头上，同班同学杨百朋走过来对我说：“你还在这儿玩啊！还不快到班上看看，墙上贴的都是什么。”说得我莫名奇妙。匆匆走进教室，才注意到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小字报。
　　同学们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最令我不安的是对事实的扭曲，其次才是那一顶顶惊人的帽子。我奶奶穷苦人家出身，天性善良，出嫁后一直想方设法周济穷人，几十年后，包括党支书在内的村民还时常怀念她。爷爷曾是大连、烟台一带的富豪，早在抗战胜利前，受到汉奸市长的敲诈迫害而突然离世。还没到解放，爷爷的土地资产散失殆尽，家里一贫如洗。虽不是文化人，新社会给穷人带来温饱，让自己家享有福利，奶奶还是看在眼里，心怀感激，怎会有变天之想。爷爷的花园楼宅被弃置多年，后来成了一所学校的宿舍，公私合营后，奶奶领到些微定息。我十岁以前住在大连，有时陪奶奶去领钱。不知这如何演化成奶奶指认大片房地产的“变天帐”的故事。
　　由于男校的特殊环境，女性自然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课题。到了高中，受外国电影和文学的熏染，对爱情有了朦朦胧胧的意识。有一次骑车，一位小学女同学迎面而来，见到我毫无缘由地噗嗤一笑。我也许对同学讲过这“艳遇”，就成了我的“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有力证据。
　　那一阵我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护国寺影院看堂吉诃德，深受感动，当晚在日记中自我抒发一番。有人对我的日记表示兴趣，我毫无戒心，拿出来与之分享。“四清”时给我戴的那些帽子，有不少取材于我的日记，结果是在批判中被歪曲和亵渎了。
　　除了文字讨伐，还开过面对面的批判会。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十几岁孩子，如何熬过那些令人难堪的场面，我真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西什库大街北口的小铺，我买了碧绿的青酒，一饮而尽，虽伤感有余，但还是没找到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而“四清”的风波也慢慢平息了。
　　后来战死在缅甸的同学张育海，在“四清”高潮时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讲了不少令人费解的道理。他还找我到操场东墙边，坐在石头上促膝长谈，其中玄机多年后我才领会，无非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杨百朋也给过我类似的劝导。可惜我那时悟性差，白费了他们一片苦心。
　　二《海瑞罢官》的辩论
一九六五年后半年，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海瑞罢官》一戏的文章。家里订了《光明日报》，其中有不少相关的重头文章，我饶有兴致读进去，慢慢看出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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