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民主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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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暴力与民主
在这本富有挑战性的书中，约翰·基恩呼吁重新认识争论不休的民主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与“人的本性是暴力的”这个常见观点不同，基恩阐述了为何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不发动战争，以及为什么它们往往对暴力敏感的原因。他认为，我们无需特别区分暴力的起源、后果、用途和补救措施。他探讨了暴力概念有争议的含义，并设问为何暴力是民主最大的敌人，为什么今天全球性的“暴力三角”正在诱使政治家动用不民主的紧急权力？自始至终，基恩优先考虑伦理问题，如在何种情形下暴力被认为是正当的，并认为暴力行为和暴力手段能够而且应该“民主化” - 公开对他人负责，并鼓励努力将过剩暴力从世界各地清除出去。
约翰·基恩是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出生于澳大利亚，在阿德雷德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是给世界各大电台节目、报纸和杂志经常写稿的撰稿人。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有已经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的《媒体与民主》（1991），获奖传记《汤姆·潘恩传：一种政治生活》（1995）、《公民社会：旧形象、新观察》（1998）、一部掌权者的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1999）和《全球公民社会》（2003）。他最近担任柏林科学研究中心卡尔·多伊奇政治学教授和公共政策研究所——一个总部位于伦敦的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研究员。他当前正在撰写一部关于民主历史的全方位著作，一个多世纪以来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作品。

导言: 过剩暴力
作为一项规则，独裁保证了街道的安全，但也让人惊恐于自家门铃的响声。民主国家的街道天黑后可能是不安全的，但最可能的访客则是凌晨的送奶工。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 (1998)
本文是关于暴力和暴力憾事的。它详细论述了暴力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对他人身体令人讨厌的干预，会让他人经受疼痛和精神痛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遭致死亡，总而言之，暴力，是我们所知的民主的最大敌人。暴力是对精神和物质的诅咒。这几乎可以根据定义得出。因为民主作为一套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在根据多种道德标准生活的重叠人群内部和之间平等分配和公开监督权力的非暴力手段。
(1)

民主条件下的决策工具既不被私人所拥有也不被私人所控制。尽管民主的制度形式是高度可变的，但我们知道今天的民主至少需要对他人作为平等而不同的个体表示公开的尊重，而且延伸至尊重他人组织化自身以反对权力本身的权利。民主要求公民张开眼睛和嘴巴保持警惕——懂得正是羊群一般的社会通常招致了狼群一般的政府。民主有利于对权力的批评。原则上，民主使大家通过一个正常运作的公民社会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位置行事，这个公民社会独立于对公众负责的政府机构之外，另外，民选的责任政府和权力分散于公民社会为（公民）免于人身伤害或生命损失的恐惧或事实提供了有组织的保护（organised protection）。（1）
在界定和处理暴力时，通过比较当代民主国家与过去最近的法西斯政权可以瞥见当代民主国家到底有多独特。反思一下纳粹政权的安乐死计划（1939-1941），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该计划导致了德国大约10万患有精神障碍或不可治愈的身体残疾的成年人和孩童的死亡，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和大众动员以民族和种族名义的支持下，此类计划揭示了法西斯主义是如何偏执和痴迷于通过暴力的控制、清除和矫正效应来统一国家的，这常常通过“医学”或“外科手术”的隐喻
(2)

而得到理解。应该承认，类似的语言在民主国家很常见。甚至可以说，民主制度的一种特殊品质就在于其掩盖自身使用暴力的细微努力。也有大量记录在册的例子反映民主政府使用暴力伤害它的部分民众。这样的暴力被称为法律和秩序，保护公共利益，或者保卫民众的尊严免受暴徒和罪犯的侵害，或者反恐怖主义。在民主国家，医学的隐喻也有时出现，如政治家言及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防疫线”，“扫荡行动”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癌症”或“瘟疫”。
成熟的民主国家发现这些委婉说法令人尴尬。它们认为这些说法是腐蚀性的和有争议的。在国内，民主具有强烈的非暴力内在倾向，并且激起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怀疑，即警察、军队和暴力人员的正常履职行为很明显从来不完全合法。在向民主转型过程中，公众对暴力人员的质疑通常以突然报复的方式表达出来，如同地质的巨变：旧政权被控谋杀；开始搜寻失踪者；（2）秘密的万人坑被挖掘；公民们迫不及待地讲述其受苦的故事。
成熟的民主国家使得这些对于暴力的怀疑文雅化和惯例化：暴力不是被简单看成对武力的非法使用。在理想情况下，民主国家将其自身理解为权力的合法分享机制，其行为体了解暴力的危险和非暴力带来的互惠互利。
尤其是对民主国家而言,恪守非暴力的承诺使每个人都感到更安全的判断得到了如下事实的强化，即许多公民和政治家——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其中的全部，也并非总是其中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对世界持有和平的观念。他们往往对残酷行为表示强烈的厌恶，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具有真正的兴趣，或仅仅是对他人表达普通的礼貌和尊重，而不管这些人居住在哪里，其肤色、性别、宗教信仰或地理背景如何。本文只是强调经过学习获得的非暴力的开放品质（the learned quality of non-violent openness）是如何的微妙和易损，以及这种可能性（contingency）是如何自相矛盾地迎合了这样的事实，即民主国家公民的日常生活一般存在于那些看来陈腐而重复的传统习惯和结构化惯例之中，然而，实际上，考虑到其微妙，从来就不应将其视为当然。
如同本文所称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完全视情况而定的既存惯例（thoroughly contingent, existential routines）是文明性的“原材料”。民主国家的成员和所有人类一样是直立行走的动物。他们发现保持长期倒立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而他们不仅对于上下有共同的理解，而且喜欢直立。好在有了语言，他们同样地分享有关左右和动静的观念。因为他们有身体和手脚，因而理解什么是动身，什么是挤压，什么是踢腿，什么是有时被硬物击中。克制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他们尤其不喜欢别人限制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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