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毁灭与新生 - (EPUB全文下载)

文件大小：0.21 mb。
文件格式：epub 格式。
书籍内容：

文明的毁灭与新生（节选）
方朝晖
简介
本书代表作者站在儒家立场，对未来中国现代性图景的一种全方位思考。它从多元现代性视野入手，探讨了儒学与法治、民主、市民社会以及未来中国文化理想之间的关系等重要课题，其中借鉴了文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本书试图说明：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的现代性适合于走一条伦理本位、文化精英主导、治人而非治法的道路，而不能机械照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西方现代性模式；此外，儒家夷夏之辨、王霸之辨思想对于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确立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实现人的尊严与价值仍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序
陈明
作为一个对儒学的意义深信不疑而对其理论发展和现实影响又忧心如焚的读书人，读完这部书稿不禁精神为之一振。它让我感觉千呼万唤的大陆儒学已经不再只是作为一种文化姿态、一种信仰立场、以自话自说的方式标示着自己的存在，而是已经带着自己的命题、论证和风格直接楔入当代思想前沿，就各种既具理论性又具现实性的话题，与有着不同学术资源和价值诉求的各种主义派别展开直接的对话和交锋。传统文化的社会关注和学术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样一种格局的出现是正常的，也是必需的。
个人以为它的意义有三。
首先，是在中国崛起这个举世关注的问题上发出了儒家的声音。外国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关切，或者把“中国崛起”转换为“中国威胁”，或者危言耸听，预言“中国崩溃”。国内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同样分贝甚高：自由主义者挑剔的目光穿透繁荣景象，希望中国的崛起能够包含更多政治、文化上的普世价值；暧昧的新左派则用晦涩的理论为含糊其辞的“中国模式”背书。由强大而伟大，意味着某种文明的视野和期许，但一个是以英美模式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典范，一个则以复数多元现代性，有意无意地为种种不公不义辩护脱罪。如果说中国崛起问题的本质是怎么评估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怎么想象中华民族的未来，那么任何的理论要证明自己的意义价值就都必须对此提出自己的论述。遗憾的是，在这方面儒家的声音如果不是完全没有，那也与其历史责任和理论抱负很不相称。还好，作者不仅看到“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还有意识地追求“从多元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
这意味着作者思考的参照系不是西方的或反西方的，也不是理论的或思辨的。该书开篇即点明其问题意识：“20世纪困扰中国人最深刻的问题莫过于中华文明理想的丧失。”根据《春秋》“夷夏之辨”的蕴含，他指出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不是追求一个经济富国、政治大国或军事强国，“而是追求一个伟大文明的理念”。他用“保合大和”、“各尽其性”来表述这一理念。这一理解概括是否允当以及将其普遍化是否可以获得他人认同等等均可以讨论，但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脉络来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其意义对于儒学、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可谓既深且远。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从自己“连续和破裂”两种不同文明发生模式的比较分析出发，预言新世纪的社会科学理论贡献将在中华文明的复兴中诞生。所谓天命云然者，其此之谓乎？
序（2）
其次，是从这样一个平台和论域出发对五四以来的新儒家的诸多论述做出了自己的反思清理。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在使中国陷入救亡努力的同时，也给自己的启蒙价值赋予了不言而喻的合法性。当力量在心理和事实上成为评估一切价值的最高标准，国人的文化信心也就开始动摇沦陷。西化派固然如此，新儒家也不例外。他们以宋儒的心性论为儒家的根本，用“良知的坎陷”这种在今天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概念或命题调适其与作为当时现代性之主要内容的民主和科学的关系。这如果不是对现代性的误解，也是对儒家与现代性之关系的误解。因为科学诚然是一种现代性，但它并不构成对儒家的直接挑战。而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它意味着扩大参与和自我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它是实现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的方案设计。前者，儒家内部资源丰富；后者，需要因时制宜。前辈儒者如此处理，在作者看来完全是由于“缺乏自信”。今天从容思考这些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华文明“是一个本质上与西方现代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体现在核心价值、组织模式、生活方式、行为样式等多个不同方面”，而“法治、自由、民主、人权等植根于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土壤的价值，至少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习性”。中西文化性质不相同，适用价值不同，这样一种主张近代不鲜见，今天也时有所闻。但作者既不是出于自卑自傲的情绪，也不是基于特殊主义的逻辑。跳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二元对立，从人性的共通性将价值的普世性理解为各种文化的共同具有和接受，讨论就可以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无论是否定西方价值成为我们核心价值的可能性，还是主张“贤能政治”、“礼大于法”，作者都是如此从经验出发进行理性论证。
这与作者对“儒学只有在不断地回答时代新问题、迎接现实新挑战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复兴”的感觉正相契合。是的，儒学是“经”，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指向的是价值和意义、治理和秩序这样一些人文的问题。相应地，它的合法性也只能是“以言行事”而诉诸实践，所谓“道，行之而成”。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儒学知识化及其讨论是必要的，但如果以为将其疏解为西方学术范式内的某某主义、某某学即是儒学的全部，那就是识小不识大的本末倒置、逐末舍本了。作者批评牟宗三“在见闻之知里打转而不自知”或许有失偏颇，但移用于当今汲汲于经学的哲学化、训诂化风气，却还是符合实际、有的放矢。我很愿意强调作者对新儒学传统反思清理的方法论意义，希望它能为儒学的发展开拓新局，因为这实际不过是向孔子开创的精神方向回归。
序（3）
最后，提出了社会治理问题，并对其中国特色做出了自己的表述。近代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结构和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这实际是对儒学真正最为深刻的挑战。正是由于没有对此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儒学成为无体可附的游魂。如何重新实现其与社会的有机连接？康有为和蒋庆的国教说、我的公民宗教说都可以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尝试。该书第4章、第5章对“行业自治与儒学”和“市民社会与现代儒学使命”的讨论，则可以视为从社会治理角度在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展开的论述。 ............

书籍插图：

以上为书籍内容预览，如需阅读全文内容请下载EPUB源文件，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