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十年1966～1976_一个红色少女的日记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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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　录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作者简介
序
作者自序
1.“田野史学”与涂金大字“红卫兵”
《家国十年1966～1976》写于文革时代，时间跨度为10年（1966年～1976年），前半部分以记叙家庭、学校和社会为主；后半部分为进城工作和3年大学生活的所见所闻。
日记记述了作者在10年成长的过程中，如何以一个少女的眼光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历史、荣辱和灾难。日记以小见大，以短积长，既写到了“我的家”和“我的祖国”，也浸透着个人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足迹。
为了冲淡日记写作的平铺直叙，《家国十年1966～1976》以文学创作的手法，从头至尾插入了相当篇幅的“补记”，文风朴实、细腻、新颖，既有“小家”充满了人性化的有趣故事，又有“我的祖国”曲折而厚重的历史；既有对大中小城市社会风尚和各类人物的描写，又有色彩很浓的令人反思的有关政治的话题；另请出金春明、吴福辉、何镇邦、张颐武、王海泉等诸位名家、教授，从考证、注释、点评、夹评、夹叙等多方位屡屡进场，在社会与人文、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的穿插中一展大家手笔，相信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和收获。同时我也相信，因日记文稿的保留年限长达43年之久，其原汁原味的“田野史学”价值，也当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43年之后出版这本日记，说来话长。
有一天我有一搭无一搭地翻找旧物，突然翻出了一个又小又旧的日记本。于懵懵懂懂中一气呵成地读了一会儿，读着读着，我竟然开始怀疑日记的真假，因为毕竟几十年没有翻看过了，市场经济的喧嚣，早已将红卫兵时代的呐喊湮没得无影无踪，文革时代毕竟远矣！于是先搁置一边，过段时间再重新拾起，翻来覆去地阅读，最后确信日记的作者非己莫属。
有一天，我突然感觉有灵感降临—书房犄角处那个最不便翻腾的旧木柜至今尚未打开过。我迅疾奔向旧木柜，结果另有4本日记安安稳稳地躺在里面，它们是红皮的、蓝皮的、黑皮的和浅粉皮的，在红皮的封面上，还刻有涂金的三个大字：“红卫兵”。
“红卫兵”仿佛会说话，也仿佛在跟我开玩笑：“哈哈，刚刚听说你在到处寻找我们，我们已经沉睡了半个世纪了，我们早就不该睡在这里啦！”此刻，连我自己也万分惊讶—小小见长、颜色各异的5本日记跟随我43年竟然没有走失。其间，上山下乡、抽调进机关、选送上大学、分配回四平、结婚去长春、迁调进北京……在跨越了近半个世纪之后，除了1966年上半年的日记至今无法找到外，其它5本均完整无缺。
2．历史的沉冤与英雄主义气概
在整理汇总旧文稿的那些日子里，5本日记宛如5个稚童，它们渴望娇宠，一个胜过一个地、争抢着向我的怀里扑奔。在极度兴奋的拥抱和依依不舍中，奇迹慢慢地出现了—那些看似已经忘却的岁月，一经阳光和水分的光顾，40多年前，那些早已被时间的风吹散了的生活的记忆，一时间竟飘飘忽忽、由远及近地向我走来，而且一天比一天日渐清晰。
文革10年，我家住在四平地委家属住宅区，这让我认识了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一一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从稚嫩可爱的少女之心出发，我同情爱戴他们，就像同情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在本书前半部分的若干章节中，当年那个仅有14岁的少女，零零散散地记叙了他们的境遇和遭遇。如今，怀抱里“娇宠万般”的它们哭着对我说，你左邻右舍的那些当权派，后来的结局千差万别，某些干部的遭遇已经酿成了历史的沉冤，例如四平地委第一书记王××，于1966年10月1日国庆日的凌晨，在其工作楼层的厕所内自缢身亡；监委书记罗××，作为国民党特务被批斗关押多年，获重病而去……
文革结束后，很多老同志、包括上述提到的这两位含冤去世的老同志，虽然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他们的家眷，比起那些熬过了寒冬、重新恢复领导岗位的干部们的眷亲来说，在各个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记得八十年代我曾回家住了些日子，有机会走访并帮助过左邻右舍蒙难干部的夫人及子女，当时她们极为困难的生存状况令我惊诧不已。
自1968年10月以后，全国所有的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去向一律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在之后的若干年中，历届中学生的毕业分配，仍依此政策而行，连续数年持续不衰。
当年，为了实践心中的理想和信仰，十六七岁的我们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献身农村，战天斗地，不怕苦不叫累，克己奉公，舍己为人，在精神领域，始终洋溢着一种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
写出以上这段话，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空谈什么理想和奋斗。我是想说，对于知青生活，我们确实经历过，体验过，我个人也曾登上讲台讲用过。直至今日，每每涉及知青话题，依然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迷茫笼罩心头，即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纵观左右，自己后来混的还可以，但有不少的知青朋友，他们后来的境况因受到学历、知识面等方方面面的限制，一应被称为“时代的牺牲品”。
若干年来，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褒贬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之一。作为“时代的牺牲品”，我本应为之抱憾、抱怨、抱恨，可每每环视“知青经纬”，却禁不住上涌一种丰富而激越的思想的火花。
2006年12月，我第二次回访了“战天斗地”的故乡—梨树县喇嘛甸公社王家园子大队第二小队。为了迎接我，乡里特地组织起一个秧歌队，借用一位农民兄弟的话说：“为了欢迎老知青回家，一大早，秧歌队就开始化妆了，里面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老爷子和老太太，个个像过节似的浓妆艳抹，敲锣打鼓……”又据一位乡干部介绍：“今天，天刚蒙蒙亮，我们便接到通知，听说你要来，饲养员就手放倒了一头小笨猪……”
农民朋友的真挚与朴实，让我久久激动不已。
3．说说母亲
2003年9月，《红色少女日记》出版后，母亲和大姨夫这两个人物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反馈回来的信息令我感动。为此，在《家国十年1966～1976》一书中，作者增添了多篇补记，尤其充实了母亲和大姨夫的内容。补记5：“人前一站比谁都低”，细腻地描述了大姨夫的性格、为人处事的眼光和特点；补记13：“母亲和她的三闺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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