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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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部中国近代史常让我们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缘于我们总是也只能通过前人留存的文字、实物和言语的“碎片”来感受历史和认识历史。中国近代史相较之前的中国史，碎片恰恰留得特别的多。
这好比一幅高难度的拼图，治近代史者面对的是从史料魔盒中倾泻而出的海量碎片，因此若无关节之言来定位之，统摄之，我们将经常看到错乱之图与失真之图。而本书选择的关节之言是“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谈“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并非是说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不重要，相反在纷繁的历史过程之中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变量。不过对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视乃至迷信确实是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梁启超即指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杜亚泉则发现，“吾国历史上内部之战乱，究其最重之原因，则关系经济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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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近代与西洋思想相接触后，多演变为国民思想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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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的现象是近代中国“少数维新之士”总是试图凭借“先进”的思想来搅动不那么“先进”的社会，而且还经常效果显著。
1903年夏曾佑在《中外日报》上撰《论新党之将来》一文，把“逐满党”和“立宪党”放在一起批评，说他们“观其举动，则空言而止”——演说是空言！出报是空言！著书是空言！发电是空言！与反对者大哄也是空言！而且“终日所言，皆欧美、日本之粗迹，而于己国之历史之往事，社会之现情，瞠乎未之有睹，而且不屑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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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1912年，在袁世凯的奏疏里，这些在夏氏看来植根于“欧美、日本之粗迹”的“空言”却着实不空，变成了“人心由学说而定，莫可挽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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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曾佑眼中新党因咄咄“空言”而未来无望，到清廷因“人心由学说而定”而黯然逊位，其间距离不过九年，但“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力量已昭然若揭。
1912年后各路人物仍然在不断阐释、演绎着这种似乎无所匹敌的力量。梁启超就说辛亥革命“由表面观之则政治革命、种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则思想革命，实其原动力也。盖数千年公共之信条，将次第破弃，而数千年社会组织之基础，将翻根柢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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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则指出：
吾尝远翻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夫兴亡倏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罗马帝国之陵夷，亚拉伯帝国之建设，自外象观之，或由外敌之侵入，或由王朝之颠覆，而其真因，实在国民思想之变化耳。即如吾国革命，成功之速，世所罕觏，平心论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民军不过一旅之众，而黄鹤楼头，一呼百应，谓非由于国民思想之变化而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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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谈五四运动时特别说道：“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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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时代的革命，他事实上的表现，一定是以革命的要求作前驱。革命的要求常常是以思想的革命为表现。所以，无论在那一国，那一个时代，一个大革命出现之先，一定有一个新旧思想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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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梁启超写《欧游心影录》的时候，他看似对当年自己极度认同的“欧美、日本之粗迹”有深切的反思和重新的评价，但对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解放”仍信心十足，说：
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判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出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像是某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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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仅仅是有无与伦比的力量，近代中国随着思想文化之潮流浩浩荡荡，心无旁骛地向前奔去，人们特别是读书人就不会有“两头不到岸”的过渡时代的感觉。这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冲决网罗若真的如此容易，青年们的激进化潮流反而不易如此洪猛，当时青年的处境和心绪却是用另一个词形容反更为妥协，那就是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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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失据”说的是近代中国一方面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勃然而起，看似莫可匹敌；另一方面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再如何强大，总要遭遇那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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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条件与思想文化的力量相碰撞，遂在近代中国转型中表现为以下多重具有相当紧张性的历史面相。
第一，中国是一个“老社会”，“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带来的是“新环境”。这“老社会”在“新环境”的刺激下不变是不可能的，但要让“老社会”彻底变化也是不可能的，于是近代中国就变成了“半吊子”的老社会与“不完全”的新环境并行的“中国”。此正如梁漱溟所言，“旧秩序既以不容于新意识被排而去，而新秩序显又以缺乏新事实而安立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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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老社会”不是个小地方，它是一个大中国，有极其广袤的疆域、诸多的民族和数亿的人口。这一疆域、民族、人口的基本面在清乾隆时代就已确定，“传统的管理方法和传统的知识都不可能完全应对（乾隆时代）新的问题，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人类生活、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养活那么多人了，所以，应该采用另外一些生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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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何止是生活方式和生产方法，在生活和生产发生了大变化的背景下，乾嘉以降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因疆域、民族、人口等基本面的变化而更加成为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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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思想天地”与西方遭遇时，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的互动就开始了，并长久持续着，在此过程中血泪与希望共生，困窘与新路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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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的来源之多样和路径之繁杂常令人目不暇接。陈独秀曾提醒张君劢注意“各种新思想都有各种事实为他所以发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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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各种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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