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市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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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张五常谈中国经济三十年
林毅夫谈市场经济与有为政府
茅于轼谈社会公平与市场经济
汪丁丁谈劳动工资与经济转型
张军谈收入分配改革
陈志武谈国富与民富
张维迎谈政府与市场
黄亚生谈中国经济模式
韦森谈税收与预算民主
韦森谈美欧债务危机与中国
韦森再谈欧洲债务危机
贺雪峰谈农村土地自由流转
曹锦清谈三十年来的农民中国
编选说明
张五常谈中国经济三十年
张五常
这是冬天，张五常赤脚穿一双拖鞋，捧一只不锈钢茶杯，头发比以前更花白，永远保持着怒发冲冠的姿态——的确有怒要言，虽然刚刚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但张先生说读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搭配很多思考，才有可能读得明白。美丽的张太常常嗔怪他说得太直白，但到底谁能真正读懂这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呢？有关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关新劳动法，有关中国农民……他总说：“我是老人家了，没有工夫再做周旋。”
您将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学术生涯的终结，可以视为一种功成身退吧。
张五常
：解通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跟进中国发展三十年，才写出这本书。解释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开始能够解释得出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很重要的。怎么能够解释得到呢？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那么快，当然是个奇迹。但中国的奇迹不是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不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九十年代才是奇迹发生的年代。
任何国家，只要过去是吃大锅饭的，经济转为有了些私营的市场的性质，急速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改革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较现在可以说是近于零，从零这样的低水平上升个百分之几百，也算不了什么。1984年左右南中国的有些地方，每
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那个时候，美国只有百分之三，香港是百分之六七，而中国一些地区有百分之五十，不值得骄傲。从无到有，有了些小的变化，就上升得很快。你们太年轻，不知道以前的国家职工制度，做不做都是三十六块钱。广东一开始有合同工的时候，从三十六块钱一个月升到一百多块钱一个月，是很容易的事。
1980年代的增长，主要是权利界定这个问题的转变。那时候的中国，通过承包责任的合约，由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也就是当年中国的干部按照资历级别的排列）逐步转型成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发展的重心所在。在1984、1985年的时候，我就大声疾呼：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有权是不重要的。到了1986年，我在首钢做报告，说承包合约制要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当时很多人都批评我，事后听众还受到警告。但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没问题的，我已经从事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哪有那么容易错的。后来中国政府在1987年也提出了这么个两权分离。
1981年的时候您就说中国经济的大变革不可避免了。
张五常
：我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提出两权分离这个问题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书籍这么重视所有权，因为私有产权不应该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承包合约，原则上是可以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开的，承包合约可以是无限期的。我在1969年写的、1970年发表的文章说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的，那个时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说法。
那种大锅饭的制度，是会引起租值消散的（编者注：租值消散指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楚，在竞争中出现价值下降或价值消失
），这方面的理论我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你要减少租值消散，那就要约束竞争。为了要约束竞争，改革前中国用论资排辈的等级来界定权利。那时行政分若干级，每一个行业都有级别，连买一个鸡蛋都要讲级别。这种排列的原因就是要减低租值消散。
人的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怎么可能平等？！我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天分，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你这位小姐天生就漂亮，有的天生不漂亮；有的天生身材好，有的天生身材不好；有的念书看一次就考第一，有的怎么念都不行；有的人是运气好一点。但我们无从分辨运气的问题呀、本领的问题呀，你说李嘉诚是运气好，还是本领好？这很难说。想约束运气的话，就会伤到本领方面。上帝就是这样造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要产权平等的“无产”，人享受到的权利（比如级别排列）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要么是产权平等，要么就是人权平等，随便你挑一样，不可能都要。改革前产权是平等的，那么用等级来界定权利就是必须的了。现在的中国是产权不平等，但改革前那种等级不平等消散了，你可以不喜欢，革命年代过来的有些老干部可能也不喜欢，但你不可能两样东西都平等。所以八十年代的转变，主要是由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没有经过动荡实现这种转换是不容易的，承包责任合约的出现帮了大忙。
大的社会变革总会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吧？
张五常
：向资产界定权利的转变意味着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那些既得利益者是很难接受的。我曾经建议北京出钱买断之前的等级权利，当时北京方面的一些朋友也同意，可是很明显，这很难做得到。结果当时贪污就作为另一种补偿方式出现了。怎么买断那些人的既有利益呢？贪污是一种办法，是一种不明显的买断。1984、1985年贪污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难于登天，怎么过去啊？贪污一出现，说明正在过了。
但除此之外贪污对中国是没有利益的，有害无益。一些经济学家以为自己很厉害，说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换句话说，对
真实世界不了解的经济学家太多了。你看看那些经济学论著，大部分都是废物；你看看现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学者言论，大部分没有解释力。
1985年的时候，北京建议要把产品分类，进行分类管制，我大声疾呼：这是走向印度之路！你一从事分类管制，本来是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但中间还可以用管制来界定贪污的权利，那就是当时印度的制度、巴拿马的制度。譬如说你负责女人的皮包，那个人负责男人的皮包，另一个人负责外汇管制，各有各贪，这种制度是可以界定贪污权利，写在遗嘱中传给后代的。巴拿马海关的那些官员，你贪一三五，我贪二四六，这些都是界定的，我说一界定就要走上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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