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书系•艺术的法则_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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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使。在爱情和文学上好好干。
——居斯塔夫·福楼拜
名人的蠢话录里并非应有尽有，希望犹在。
——雷蒙·格诺
“我们难道听任社会科学将文学经验、人们与爱情的经验一起产生的最高经验，约简为关于我们娱乐的调查吗？这涉及我们生活的意义。”［1］
从为阅读和文化进行辩护的辩护词（既无作者也无年代）中抽出的类似句子，肯定会引起福楼拜对正统思想的陈词滥调的快意的愤怒。说一些崇拜书籍的过时的“套话”，或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启示，这些启示丰富了布法尔－白居榭的说法（来自雷蒙·格诺的说法……）：“读书，首先是摆脱自己和自己的世界”；［2］
“没有书的帮助，再也不可能活在世上”；［3］
“在文学中，本质一下子揭示出来，它与其真理一起，并在其真理之中呈现，如同显现出来的存在的真理本身？”［4］
倘若我觉得一开始就有必要提及几个关于艺术与生活、独特与平凡、文学与科学的文学的枯燥论题，或是能建立法则但丧失“经验的独特性”的（社会）科学和不建立法则但“总是以个人绝对的独特性对待个人”［5］
的论题，这是因为，这些论题是由学校的教育方式无限地再生产出来，并且是为了学校的教育仪式再生产出来的，它们也存在于所有学校培养学生的思想中：这些论题起过滤器或屏幕的作用，它们总是有可能阻碍或扰乱人们对书和阅读的科学的理解。
对文学自主的要求，在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中得到了典型表达，这种要求是否意味着文学文本的阅读必定是文学的？科学分析真该被斥为破坏了构成文学作品和阅读独特性的东西，而这种独特的东西是从审美愉快开始的？难道社会学家注定要陷入相对主义，价值的平均化，贬低伟大，消除造成“创造者”独特性的差别？难道“创造者”总是处在独一无二一边？难道是因为社会学家与大多数、平均数、中等，进而与平庸、低等、平民，以及许多默默无闻并恰好被埋没的小作者是一路的？与这个时代的“创造者”最厌恶的内容与背景、“参照”与文本外的东西、文学之外的东西是一路的吗？
许多被文学吸引的作家和读者，更不用说层次或高或低的哲学家，从柏格森到海德格尔以及更多的人，都试图给科学设定先验的界线，对于这些人而言，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没把那些禁止用社会学对艺术作品进行任何亵渎的人计算在内。是否该举出伽达默尔，他把不可理解或至少不可解释的公设当作其“理解艺术”的起点：“艺术作品对我们的理智是一种挑战，因为它无限地逃避一切解释，而且反对试图将它表达为概念的同一性，这种反对是永远无法克服的。对我来说，这个事实恰恰是我的阐释理论的起点。”［6］
我不去讨论这个公设（但它经得起讨论吗？）。我只是感到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批评家、那么多作家、那么多哲学家如此热心地鼓吹艺术作品是不可言喻的，而且根本逃避理性认识；为什么他们如此急切地不经斗争就承认知识的失败；他们这种贬低理性认识的强烈需要，他们断定艺术作品是不可约简的、或更确切地说它具有超验性的这种狂热，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人们执意要赋予艺术作品——以及它唤起的认识——这种特殊的地位，这不就是为了以一种带偏见的诽谤打击一些人的（必然是费力而不完善的）企图，而这些人想让人类行动的这些产物受到普通科学的普通对待；这不就是为了肯定懂得识别它们的超验性的人的（精神）超验性？为什么人们激烈反对推进关于艺术作品和审美经验的认识，这不就是因为要对这种不可表达的东西（individuum ineffabile）和产生它的不可表达的个体进行科学分析的抱负本身构成了一种致命的威胁，这是对非常“普遍”（至少在艺术爱好者当中）而又非常“独特”的自负的一种威胁，这种自负体现为人们可以自视为不可表达的个体，并且能够体验这一不可表达的个体的不可表达的经验。一句话，人们为什么如此抗拒分析，不就是因为分析给“创造者”、给试图通过“创造的”阅读与创造者认同的人，带来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恋主义遭受的最严重的创伤，在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本人的名字留下创伤之后？
不可表达的经验无疑与爱情的经验性质相同。以不可表达的经验为借口，把爱，即把其不可表达的独特性沉醉在可把握的作品中，变成适合作品的唯一形式，这合法吗？在对艺术的科学分析中，及对艺术的爱的科学分析中，尤其看到唯科学主义的狂妄自大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以解释的名义，毫无顾忌地威胁到“创造者”和读者的自由和独特性。这些不可知论的维护者狂热地构建起人类自由的堡垒，反对科学的侵犯，对于这些人，我以歌德下面这句极富康德意味的话来反驳，而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都赞同这句话：“我们的观点是，人有权假设存在着某种不可认识的东西，但他不应该为他的探索设定界线。”［7］
我认为康德明确表达了科学家们对于他们事业的看法，因为他提出认识和存在的一致是一种想像的点（focus imaginarius）、想像的没影点，科学应该依之来调整自身，千万不要妄图固定在上面（这与绝对知识的幻觉和历史终结的幻觉对立，这种幻觉在哲学家身上比在科学家身上更普遍……）。至于科学对文学经验的自由和独特性产生的威胁，为了公正起见，只要看到下面这点就可以了，科学提供的解释和理解这种经验的能力，以及由此给出的相对于经验的各种决定因素的一种真正自由的可能性，给予了所有愿意和能够拥有它的人。
或许下面这种担心更加合法，即科学将对艺术的爱置于它的解剖刀下会破坏愉快乐趣，因为科学虽能让人理解，却不善于让人感觉。我们只能赞同米歇尔·沙尤（Michel Chaillou）那种尝试，他以感觉、体验、感受（aisthèsis）的至上为依据，提出了一种在文学史中奇怪地不存在的文学生活的文学形象：［8］
他巧妙地将叔本华所说的附录与补遗（parerga et parelipomena），即被忽视的文本背景，普通评论家弃置不顾的一切，再次引进到一个特别被限定的文学空间中，并通过命名的神奇作用，展示造就和构成作者生活的东西，他们的生活及其日常场景的家族的、家庭的、栩栩如生的甚至荒唐可笑或“臭不可闻”的细节，这样他对文学趣味的一般等级实行了一种颠覆。他用所有考据材料装备自己，不是为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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