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人权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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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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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何谓“人权”?
序曲:欧洲“三十年战争”
1640年英国革命:人权的淬火期
第一部《权利法案》的诞生
二、“君权神授”观的没落
国王与议会之争
洛克的契约论
抽象人权的困境
三、人权斗争的果实:1789年法国大革命
“陛下,这不是骚乱,这是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
《人权宣言》的诞生
四、现实主义年代的开启
革命理想落幕
新的政治人物:路易·波拿巴
宝剑与袈裟:1852年全民公决
五、德意志的解放与人权:1789—1848
德意志的政治环境
费希特的人民观和权利观
普鲁士之鹰起飞
俾斯麦的回应
德意志与英法之比较
六、人权历史之要义和影响
七、没有遗嘱的遗产:人权与福利社会
八、体验命运:一个简单的总结
附录一
A.泰勒 / 1848年:德意志自由主义年代
附录二
布鲁克斯·亚当斯 / 社会平衡与政治法庭
版权信息
新民说 过去与现在文丛 历史上的人权
作 者:林国荣
出版人:何林夏
序言 何谓“人权”?
何谓“人权”?很简单,那就是人之为人所应当拥有的权利。然而,没有人会满意这样一种同义反复的回答。问题在于:“人之为人”究竟是什么意思?权利宣言时代的哲学家们给出的回答是:理智是人的根本属性,缺乏对理智的培养将导致人陷入激情、偏见和愚蠢,这样的人将只是“感觉的动物”,而非“理智的动物”,因此就不能成为“权利的主体”。不幸的是,在探讨何谓“理智”这个问题时,人类无法取得一致。这导致了最伟大可能也是最富天才的人权辩护者托马斯·潘恩陷入深深的矛盾当中:他一方面将人权建基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性,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将人权视为“常识”。众所周知,18世纪的政治理性乃是作为哲学原则出现的,它同“常识”之间存在如此深刻的敌对,以至于一方的生存必须以牺牲另一方为必然的代价。潘恩自陷其中的这种矛盾使得他在大革命的热情消退之后,迅速被取得胜利的自由主义精英集团放弃: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精英们并不喜欢潘恩将人权视为“常识”,在英格兰,潘恩则遭遇了柏克的坚决阻击——柏克在修辞学上的才能迅速地熄灭了潘恩的天才之光。很显然,一旦将人权建基于“常识”而非理智,则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财产权也将成为人权的内容之一,而非法律意义上不容侵犯的独特法权。“常识”作为对人间事实的日常陈述带有无限制扩张的普遍主义诉求,这样的诉求将阻止任何固定的规则为财产权提供法权保护。
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即使是启蒙家们的政治理性也需要大革命作为舞台。1774年,重农学派的政治领袖杜尔哥荣膺财政总长一职,很难说凡尔赛宫廷是否仅仅是作出一种荣誉性的安排,以安抚崛起中的法国中产阶级,使这个成长中的阶级懂得同权贵秩序的合作乃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杜尔哥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是将重农学派的理论原则付诸实际,控制凡尔赛宫廷的铺张浪费、外省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地方贵族的税收截留。按照重农学派的理论,这一任务获得了一个美妙的称呼——减少“净生产”的负担。胸怀经天纬地之才的杜尔哥,即便在这样一个为解决法国财政困难而设的半荣誉性职位上,也遭遇了惨败。并由此凸显出现代性启蒙政治观念的根本难题,那就是机械的政治理性同行动之间的无可跨越的深渊;更确切地说,纯粹理性主义的“治国之术”,或者类似19世纪专家治国论者所主张的观念,在政治充满张力的年代非但无助于形成必要的政治意志,反而只是为泯灭此种政治意志提供了邪恶的助力。比如说,启蒙运动所提倡的清晰理智致使他始终未能明白一个根本性的人间事实:有特权的人宁可随同世界一起毁灭,也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任何财富特权,尽管这些特权的基础并非如英格兰的那种生产性的、充满竞争和雄心的资本主义财富,而只是旧制度末期由王朝本身的愚蠢行为和错误行为而招致的以“繁荣”和“进步”为名的庞大投机空间。对富人来说,穷人对不公正的情感既微不足道,也没有存在的理由,这是自古以来的铁律。当自上而下的改革行不通时,自下而上的革命便取而代之了,这也同样是不容否认的人间事实。
今天的人们无论怎样评判大革命的功过得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革命在1789—1795年的激荡岁月中,为人类理解人权提供了几乎称得上是包罗一切的经验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事实便是:若没有“无套裤汉”和无地农民的力量支持,这场大革命必定终止在1789年夏天凡尔赛宫廷的刺刀之下。但共和派的理论家们始终不能同意将这股力量视为正当的和理智的力量,在基佐和梯耶里这样的历史学家看来,这股力量始终是有悖于“文明”的非理性力量。
19世纪是资本主义确信自身成功的世纪,也是统治阶级确信自身统治权的世纪。这是无可否认,也无可挑战的。曾在16世纪到18世纪刺激人们神经和活力,并铸造了英雄时代的抵抗权以及弑君权理论,于19世纪尤其是1848年之后,遭遇了彻底地清洗和自由主义净化,最终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自然淘汰理论。在19世纪前半叶,李嘉图还认为贫穷是不可避免的,那是永恒不变的经济规律。但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在确信自身成功的前提下,则认为通过自然淘汰,穷人将最终被清除,萧伯纳笔下的杜特里这种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的穷人,只需假以时日,终究是要消失的。斯宾塞在其著名的《社会静态学》中总结道:“一方面淘汰那些最低级的物种,另一方面使遗留下来的物种不断在实践中得到磨炼,自然确保了那些懂得生存的条件并不断适应的物种的发展。如果因为愚昧无知及其造成的结果而在任何程度上中断这一磨炼,必然相应地中断这一进化过程。如果愚昧与理智一样安全,没有人会变得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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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联邦宪法也正是在这一时代通过第十四修正案以及对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的扩张性解释,获得了针对议会立法权和总统特权的优势地位。这一重大变迁的意义在于联邦法院随后的举动,即,将人权原则紧密地限制在财产法权及其法律规则的范围之内。此举的理论基础在于这样的确信:对穷人利益的考虑必将导致人权内容的无限制扩张,这一扩张将首当其冲地对财产权造成冲击和破坏,最终将破坏财产的道德和物质基础以及伦理尊严。如此严格的司法解释直到19世纪末尾迎来进步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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