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教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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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耶鲁之路
第二章 从北京开始
第三章 新的旅程——深圳
第四章 筑梦
第五章 回到起点
第六章 重拾信念
第七章 教育新实践
第八章 体验创新——以色列之行
第九章 中国创新阶层的未来
附录:学生来信摘编
为什么每年有很多中国学生远赴海外去读高中和大学本科?为什么许多提供西方课程的国际私立学校出现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学校擅长给学生灌输知识,将学生培养成为听话的好孩子。但如果中国要成为更加富强的国家,就必须切实培养学生善于提问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摘自《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一文,原载2012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作者江学勤)
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变成了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是不可否定的成就。但是,成就的背后却是以牺牲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中国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仅为美国的十二分之一、日本的十一分之一。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濒临消失。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教育太落后了。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模式十分的僵化。正如中国所说的,创新型人才是根本。美国巴德学院的教授和乐队总指挥里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教育的实质是要改变人们的餐桌上的谈话,课后的娱乐方式。他们虽然在课堂上很勤奋,但是娱乐方式非常粗俗。”我十分认同里昂教授的观点,因为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国。我非常希望探索和尝试改变中国的教育模式。
通过我自己的转变,我深刻体会到被人们认为很枯燥的教育也可以做得非常丰富,鲜活而生动,不再是死板的题海战术和单一的衡量标准。
(摘自北大附中国际部高二学生何润昕写给本书作者江学勤的来信)
第一章 耶鲁之路
1976年,我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市。正是我的出生使得父亲放弃了成为家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梦想,离开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在家乡的一所小学里教数学和生物。每到晚上,他都借着烛光偷偷地读着那已经被翻破了的书,期盼着有一天高考制度能得以恢复,让自己有机会成为家中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毛主席去世后,我父亲成为了第一批参加高考的考生,并且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师范大学。如果这一切发生在1966年他高中毕业那会儿,我父亲或许会写下欣幸而自豪的信,寄给身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加拿大与美国的亲戚们。
可在1978年,父亲已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儿子,马上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快要出生了。他写信给亲戚们说,除了退学和移民多伦多以外,他别无选择。父亲心中无疑是想要光耀门楣的,可在刚刚经历的十年时间里,他看到的是国家焚书废学、知识分子被批斗入牢。中国是否还会重复那段恐怖而动荡的岁月,父亲无从得知。他马上就要成为两个儿子的父亲了——这个险,他冒不起。
几百年来,年轻的台山人为孩子牺牲了自由、未来、甚至生命。19世纪北美修建大铁路时,台山人就被雇去埋炸药、做引爆,从分隔东西部的山脉中炸出了一条口子。这些年轻的台山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建设一片异国远土。可尽管付出了种种牺牲,他们却仍遭到了轻蔑的对待。他们中有不少人都被驱逐出境。那些没被立刻遣返的,则在华人贫民区的餐馆和洗衣店里工作,工薪微薄与奴隶无异。那些面对劳役之苦、贫困之耻与歧视之恶,却依然留下拼搏的台山人,终于看见子女们一一成为律师、医生、教授以及公司总裁。
当我父亲在1980年抵达加拿大多伦多时,中国人已不再因种族而受到剥削与歧视了。可作为一个既不懂英语又没大学文凭的新移民,他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只好做洗碗工,始终只挣得最微薄的工资。像他的先辈们一样,我父亲在移民后做着最卑微的工作,心中唯一期盼的就是有一天他的两个儿子能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
1983年,那年我六岁,父亲终于安排我们去了加拿大。对于在台山的生活,我仅有的记忆模糊而零碎。我记得自己在清晨半梦半醒间穿过一片片金色的稻田,跨过一座座绿色的山坡走去学校。我记得上学是件痛苦的事:我没学会写字、算数,却学会了在老师说“睡觉”时,若不将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把头埋进手臂里,老师就会过来冲你大吼大叫,拿棒子打你的头,我一天要被打上好几次。我记得在放学回家后,我会小跑着借力爬上我家后院的一棵龙眼树。
可对于我、母亲以及两岁大的弟弟离开台山去多伦多的那一天,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那时的我并不明白,离开便意味着永远地告别台山的稻田与山坡。我记得在半睡半醒间,邻居与亲戚们将我们的大包小包装上一辆卡车,然后我们也爬了上去。卡车载着我们去渡轮,渡轮带我们到了香港,在香港我们登上了一班飞机,飞往多伦多。
初到多伦多的那些日子里,我感到一切既新奇又陌生。我的新同学们同样也对我感到既新奇又陌生。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在孩子们眼里,“新奇”与“陌生”实际意味着“恶心”与“怪异”。在多伦多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带着许多劣势走进了那间一年级的教室。首先,那儿的孩子都在附近长大,他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子——我来得太迟了。其次,我完全不会说英文。那时我家里讲粤语,并且只讲粤语。于是,自抵达多伦多的那一刻起,我便是个局外人。我缺乏成为局内人所必需的语言技能,可同时家人的庇护也使我缺乏要成为局内人的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回忆中,童年是段痛苦而艰难的经历。在学校,我是班上三个濒临挂科的学生之一。另外两人,一个是班上的丑角,自认为挂科很酷;一个总是在傻笑,看上去似乎有些智障。在我们班去附近公园出游的时候,或是在老师叫我们找同学合作完成课业的时候,没人愿意做我的伙伴。在体育课分队时,我总是最后一个才被挑到。在课间和午间,孩子们都会玩捉人游戏,而我则只是倚着墙坐着看他们玩。组织游戏的是个高大的金发女孩。有一次,我问她我能不能加入,她说不行。那个总在傻笑,似乎有些智障的小孩可以参与游戏,而我却不能——那我究竟算什么呢?
三十年后,当我在深圳中学与北大附中建立出国项目时,学生们告诉我“美国大学生不喜欢跟中国人玩”,他们也举了些例子,并问我这是不是因为美国人有种族歧视。我断然地告诉他们,答案是否定的——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美国大学生也只是孩子而已。
加拿大与美国的孩子们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和许多不同种族的孩子们一起长大,一起上学。问题在于,孩子们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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