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和党争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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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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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前言
有朋友建议，趁修订再版的机会，写一“大手笔”的导论。但以自己的阅读体验，最怕开卷就是长篇宏论，读得喘不过气来。
还是说点闲话吧。
人的一生，有机遇更有“人遇”。1993年，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五年之后，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翌年跟随章开沅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1997年，杨天石先生接纳我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做博士后。原本打算利用这一机会，沿着博士论文的方向继续做下去。到近代史所以后，杨先生希望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国国民党史》课题，并分配我承担“国民党的党务与组织”。老师“命题作文”，我只好将博士论文撇在一边，专心致力于国民党党务组织之研究。两年间，写出约20万字的博士后报告。出站后，汪朝光先生收留我在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
又花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将20万字的博士后报告扩充为一部36万字的书稿。这时，恰逢近代史研究所决定推出“专刊”丛书，集中出版所内同人专著。首辑三册，我的书稿被选列其中。上海书店出版社慨然承担“专刊”的出版。拙著首印3000册，未久售罄。外间买不到书的读者常来函相询，出版社却无意再印。直到去年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加印1500册。但不久又有读者来函诉说买不到书。
应该说，书出来后，学界的反响出乎我的预想。除了被多所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专业列为推荐阅读书目和考研书目外，竟还被数省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列为党员教育读本。有人批我是“成王败寇”的代表，也有人攻我为国民党唱赞歌。台湾同行的书评，肯定拙著还算谨守学术与政治的分际，说是大陆学界意识形态色彩最淡的国民党史。
网友的评论更是五花八门。有网友说，初看书名，以为是中共党史读物，再看副题，才知是讲国民党史，读完书后，觉得既是讲国民党的，也是讲共产党的。
书中争议最大，褒贬分裂到极端的，当属第六章“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学界前辈多认为本章是全书最大的败笔：一个个案不具代表性；而年轻一点的同行则认为本章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找出一只黑天鹅，足以推翻天鹅皆白的结论。”
“弱势独裁”是全书的核心概念，算是我研究国民党史的一点独创之见。没有读过拙著的人，一听“弱势独裁”四字，立马质疑说：“独裁”还分强弱？
批评声中，最令我反省的，是“成王败寇”观念的存留。研究的过程中，虽然自警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然而作为知道历史结局的研究者，有“后见之明”，也难免“后见之弊”。由于知道了1949年的胜败结局，在搜寻和选择史料时，可能于无意间偏爱探寻国民党“失败的种子”。当然，研究国民党史的人都会发现，国民党“失败的种子”实在太多。
2003年出书以前，虽然去过两次台湾，但每次都是短暂停留，故书中未能利用台湾所藏档案史料，是为一大缺憾。此次修订，在史料方面有所补充，主要补充台北“国史馆”、党史馆和“中研院”近代史所的藏档以及近年新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新史料的补充与文字的修订，自感细节更丰富，论据更丰满。
原书侧重国民党党务与党权在地方的运作。此次修订，特意增加了一章（ 第四章 ），对国民党中央高层的党统之争作了概略性的描述。
对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始终是一个萦怀难释的问题，但又是一个纷繁复杂而难以找寻简单答案的问题。有国共两党各自的内在因素，也有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内社会环境的外在制约；有历史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拙著无意也无法全面解析这一历史的大变局。全书的着力点，是考察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试图从国民党内部探寻其制度结构与运作机制。
非常感谢华文出版社李庆副社长给拙著以修订再版的机会。还要感谢尚红科先生以及本书编辑们，本以为修订版不会有很多文字错误，没想到在他们认真细致地反复校对下，仍发现原书不少的错字误录。另一小小心愿是，原书的“外在形象”实在太差，希望此次的修订版，能以一全新的面貌奉献给读者。
2010年11月2日
序一（1）
章开沅
治史难，治当代史尤难，治当代政治史更难。当代史之所以难治，盖因所治之对象尚未“冷却”，治史者自己置身于当代社会之中，对所治之对象难以冷眼旁观，评人论事难免受到外在环境之影响与内在心境之囿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此之谓也。
以国共两党的历史而言，受两党数十年政治竞逐和对立之浸染，厕身于不同政治环境之下的海峡两岸学者对两党历史的论断即存有甚深的歧见。即令以客观严谨相矢的纯正学者亦难免残存意识形态之余绪和政治情结之遗风。如两岸学者在有关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另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又如1949年的大陆政权易手，一方称之为“沦陷”，另一方则称之为“解放”。鉴此，1995年我在台北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坦诚地提出“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建言。这一倡议颇引起两岸学术界的共鸣。所谓“超越”，就是治史者应该置身于“山外”而非“山中”。只有置身于“山外”，才能避免被树叶障目；也只有置身于“山外”，经过俯瞰、仰视、横瞄、竖望、远眺、近观，才能逐步认识庐山的真面目。然而这个真面目还只是外表形貌，而非它的内在结构及蕴涵。要深入探究其丰富蕴涵还必须“神游其内”。所谓“神游其内”，借用陈寅恪的话即“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而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治史者要“设身处地”，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样才有可能获致比较客观而又贴近历史实际的“知人论世”。
通读奇生这部书稿以后，我觉得他在“置身于外”与“神游于内”两方面都下了很大工夫。就前者而言，作者已经超越国共相争的历史恩怨，把国共两党作为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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