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之业_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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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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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底出生的K.T.古腾贝格男爵出身政治世家，同名祖父曾为联邦总理府次官长，夫人的曾祖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古腾贝格本人的政治人缘比血缘和姻缘更佳：31岁起连续三届被选民直选为国会议员，2009年，古腾贝格先后出任联邦经济部长和国防部长，政绩可圈可点。《明星》周刊2009年六月的民意测验表明，61％的人对经济部长古腾贝格的工作满意，这是德国历史上民意对一个经济部长最高的评价
[1]

。调任国防部长后，古腾贝格身先士卒，甚至偕夫人去阿富汗劳军。前任和部下造成的一件件棘手问题考验了他的工作能力和应变素质。在保证士兵安全的前提下，他推行了前所未有的军队改革，精兵简政，改义务兵役制为募兵制，大刀阔斧关闭国内兵营，减砍装备。抵制来自各方：关闭兵营减少了地方收入，遭到地方政府抗议；德国的义务兵中有相当多的人服民役，是医院、护理机构的无偿劳力，取消义务兵役制遭到的抵制可想而知；反对党为了拉选票，更以国家安全为由竭力攻击军队改革。在巨大的压力下，改革方案义无反顾，古腾贝格树敌，联邦政府受益，仅去年一年，就省下10亿欧元的国防开支。这样一位政坛新秀理所当然成为是媒体焦点人物，根据2008年11月到2010年4月的媒体调查，《明镜周刊》和《南德意志报》每隔一期就有一篇有关古腾贝格的报道或采访，《焦点》杂志和《时代》周报有关他的报道间隔比例为40％，《法兰克福汇报》为1/3。百姓喜闻乐见的《小报》和新闻杂志《焦点》对古腾贝格更是爱护有加，后者十篇里有九篇是褒文
[2]

。
贵族出身的企业家古腾贝格选择了以政治为业，成为德国战后第一个卡里斯马领袖人物，却因为学术问题丢官弃职。今年2月16日，古腾贝格博士论文涉嫌剽窃见诸媒体，论文多处引文未注明出处。联邦总理默克尔2月21日出面支持古腾贝格，称：“古腾贝格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国防部长。我请他入阁，是作为国防部长，而不是助教或什么有博士学位的教学人员。”
[3]

2月23日拜伊罗特大学撤销古腾贝格的博士学位。3月1日，古腾贝格在不能承受的压力下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同时放弃了联邦议会席位。此后，他分别向所有被他引用而未注明出处的作者致信道歉
[4]

，但否认“蓄意剽窃”。5月11日拜伊罗特大学公布的调查结果认定古腾贝格在博士论文中有故意舞弊行为，明显粗暴违犯良好学术实践的准则。论文中有的地方构成了剽窃，古腾贝格重置原文、改动语法、使用同义词或者不注明引文出处，其前提是蓄意欺骗
[5]

。
拜伊罗特大学对学术实践的理解与韦伯不尽相同，按照“以学术为业”里的说法，完成教授论文、取得授课资格并开了课才算开始学术实践。做博士学位是受教育阶段的事，古腾贝格花六年写了博士论文，但没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过一天，选择了以政治为业，却栽在学术伦理上。拜伊罗特大学的结论一出，有人便以剽窃受害者的身份投诉检察机关，试图把古腾贝格打成刑事犯，让他永远回不了政坛。基督教社会民主党法律专家盖依思却认为：“我看不出这能阻止古腾贝格重返政坛。拜伊罗特大学的判决有一定的分量，但没重到能堵住古腾贝格回来之路。”
[6]

在民主国度，政治人物的命运最终还要选民说了算。2009年的国会大选中，古腾贝格以68.1％的高票当选，蝉联三届。下一届如果古腾贝格出来竞选，民意会如何？乍暖还寒的五月，古腾贝格T恤衫已经占据了夏装市场，配的文字有“古腾贝格二次革命”、“古腾贝格回来”等。人们在呼唤德国久违了的卡里斯马。
古腾贝格本人尚未对拜伊罗特判决表态，似乎有难言之隐。笔者曾经考察过韦伯在学术实践中受到的惩罚，也只能用“难言之隐”四字来表达。
比起六年写出一本博士论文的古腾贝格来，韦伯进入学术实践真是走了捷径。拙著《独裁与霸权——从历史、作者生平和著作史角度分析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马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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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质疑韦伯写教授论文《罗马农业史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的时间：从1889年10月动笔到1891年5月向出版社交稿，总共一年零七个月，这期间韦伯社会活动频繁，出席第一届新教社会大会、参与编辑《新教世界》和《新教社会时代问题》两份报纸、受社会政治协会委托调查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状况；此外还要准备陪审员考试和去不莱梅、哥廷根、莱比锡等地求职，另外还参加了八周军训，剩下能集中用于写论文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迄今能够看到的与教授论文有关的韦伯手稿只有1889年10月抄录的31页引文，其中13页引自拉赫曼的《罗马土地测量员文集》。
[8]

到了1891年3月，韦伯还写信给建议他做教授论文的赫尔曼·鲍姆加滕，表示毫无兴趣写这样的书
[9]

。教授论文的出版克服了柏林大学法学系的阻力，使韦伯取得大学授课资格，然后获得国民经济学教席。然而，学术生涯之始也成为韦伯患病之始，日益严重的神经衰竭症使他不能上课。16个学期挂着国民经济学教授之名，又上不了课，最后韦伯不顾家人反对辞去教授职务。那本教授论文为韦伯敲开了学术生涯的大门，最终却成了一块沉重的不能再沉重的封墓石板，韦伯的自裁不比古腾贝格所受的制裁轻松。可喜的是，释去重负，韦伯的病好了；失去了大学丰厚的收入，赢得了自由写作的时间。他的传世之作全部产生于不做教授的年代，这之前，除了生病只有两篇无足轻重的短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韦伯生命的重心移到政治上。战争第二天，50岁的韦伯就放下手里的儒教与道教研究，投笔从戎，参与建立海德堡野战医院。次年野战医院解散，韦伯退役，选择了以政治为业。参与组建德国民主党，起草呼吁书，发表演讲，大量政论文，包括长篇宪政论文，成于一战期间
[10]

。战后，韦伯关注德国的国家形式，主张修宪，变普鲁士一统制为联邦制，在民选议会之外另设“州院”，通过直选总统树立对议会的卡里斯马权威
[11]

。他曾有意代表德国民主党竞选国会议员
[12]

，玛利亚娜·韦伯直言不讳：“韦伯有卡里斯马，如果被人们直接选为政治领袖，他会视为他久久等待的‘天降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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