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难归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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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迁三峡
陕北的新人生
绝望的山
田丰和传习馆
走出大山
回迁三峡
1.
方诗伟的人生中，最戏剧化的篇章是他离开家乡的时候。那是十年前的事了。这十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可以简略跳过，既不精彩，也无特别的困苦，就像他人生中大多数时候一样，平淡、平庸，反正他是一点都不愿意对此说太多。
但他高兴地谈起2001年8月21日这天，天气像往常一样闷热。他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奉节县窖湾村住了多年的房子，到了县城的大南门码头。那个古老的城门在他出生前就立在那儿，几百年来一直是奉节老县城的标志性建筑。所有坐船进出奉节的人，都要从河滩爬上长长的石梯，穿过城门。方诗伟到了城门，看见往下几十米的梯子上，码头的任何地方，都站满了人。那天真是热闹。
整个窑湾村的人都来了。有人打着红色横幅，有人帮着扛包裹，县电视台的，业余拍照的，从北京前来采访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也许闲着的人都来了。方诗伟和他一大家子亲戚（六个姑姑和家人）最后一次穿过大南门，走下石梯，上了通往趸船的铁板桥。到处都是“悲壮而亲切”的横幅。检票口挂着“移民朋友您好”，轮船上挂着“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方诗伟的胸前挂着黄色的“移民证”，然后他们上了船，站在栏杆前。岸上乌泱乌泱的人，他的朋友，邻居，那些留守的人，无论认识不认识，都挥着手。他的老婆开始哭起来，他也红了眼睛。他说，“那就像拍电影一样，生离死别似的，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回来？”
轮船驶出码头，开过窑湾村，又过了白帝城，进入夔门。老婆还在哭。他忘了在船上度过了几天，然后在江苏江阴下了船。一辆大巴车把他们送到浙江萧山。亲戚们在这里分手。大姑和二姑去了嘉兴，七姑和八姑去了坎山镇，六姑去了南阳镇。方诗伟和父母、三姑，到了衙前镇四翔村。
到村里的第一天，也很热闹。尽管大多数人说的话根本听不懂，但气氛仍是热烈兴奋的。村里为他们安排了四栋白色小楼，一楼一底。方诗伟和父母住一栋，哥哥住另外一栋，三姑一家人就住隔壁，余下一栋，则分给了陈彬，他也是从窖湾来的移民。装着所有家具的大卡车，已提前运到。他卸下结婚时置办的电视柜、小木椅，能带的都带来了。
这个村子他是来考察过的。全家人决定移民后，他和哥哥专程到这里看了一次。当地政府安排了一辆中巴车，让移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看。他下车转了一圈，不到10分钟就被叫上了车，他留意到门前有一条铁轨。
那天夜里，他没听见轮船的汽笛，却被一趟趟火车震醒。“我们感觉床在动，就像睡在火车里一样。”连日来像演戏一般的人生终于结束了。生活似乎又回到以前的平淡，但肯定又有所不同。在距离萧山市区20多公里的这个村子，方诗伟成为人们口中的“三峡人”——不过，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2.
似乎很难想象，第一批三峡移民已在他乡生活了十一年。多年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出现在电视上、媒体的照片中。那时他们看起来都像在拍电影，哭着坐船离开，接着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村子里，笑着接受采访。他们和领导握手，和当地人围桌吃饭，然后他们就从我们的眼中消失了。
大约有120万人从三峡库区陆续离开。在修建三峡大坝之前，他们曾经是最接近长江的一群人，生活在水位175米以下的地方。起初，政府打算让这些人“就地后靠”，意思是从江边直接搬家到山上，但他们随后就发现这里的高山容不下这么多人。那意味着还要毁林开荒，在陡坡上种田，还可能造成长江流域新一轮的水土流失。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有些人必须离开。
出于一种“合乎人性”的考虑，政府把外迁的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但随后就发动所有的基层官员去动员村民。方诗伟的四姑就是窑湾村的干部之一，也许是为了做一个优秀的表率，他们一大家子都自愿选择外迁。但四姑一家人却是奉节城镇户口——政策规定，城里人不能移民。她成了方家唯一留守在故乡的人。
做出这个决定，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于长年生活在大山里的人来说，前往中国的沿海地区，往往意味着一种机遇。多年来，外出打工的农民已逐渐带回外面的见闻。虽然他们很少谈论自己在沿海地区的烦恼——但只要能赚到钱再寄回家，其他都是可以忍受的。他们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那些地方充满了机会。这也是动员人们选择外迁的强大理由之一。至少，如果选择移民，你的人生就多了一个选择。
不过，尽管大多数移民可能都因为这个理由而外迁，但细微之处还是千差万别。那是一种复杂的多种因素混在一起才会做出的决定。有人受不了自己的房产和田地消失在水下，宁愿有个新开始，也有人只是跟随村里的大流。还有人认为，每人三万多元的移民补偿款是个巨大的诱惑（尽管他们后来并没有拿到这么多钱）。但总之，在面对电视镜头时，他们都学会用同一种腔调，说“这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比起外迁移民，那些留守的人更是悄无声息地就搬了家。在整个中国，最著名的三峡移民钉子户是个叫张秉爱的农村妇女。她出现在一部出色的纪录片中，以一种固执的姿态试图抵抗搬迁。在湖北秭归，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经年累月和那些前来动员的干部们对峙。但在移民潮的最初几年，类似这样的抵抗不仅显得无力，而且许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从电视和媒体上，他们更多看到的是移民们在异乡的幸福生活。
2000年秋天，奉节县委宣传部派出一个记者前往浙江，采访第一批移民们的生活。在嘉善县，她惊叹“这房子多漂亮！多宽敞！一副宁静的与奉节农村迥然不同的农家生活图。”在探访了几户移民之后，她在文章中写道：
“如果有人问我，此次采访见得最多的是什么，我会如实地告诉他：笑容和眼泪。面对眼泪，我总有些不知所措，但我没忘摆脱自己的脆弱，在他们哭的时候，尽量平静地问一句：‘你们后悔吗？’在此，我可以万分欣慰地告诉家乡的父老乡亲，告诉这些现在还流着泪的移民的亲人朋友，他们哭着的时候，回答仍然是：‘不后悔!’”
也许这是真的。但我也听说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个叫向玉的女人，从奉节康乐镇移民到福建漳浦县。那年她26岁，聪明能干，以前在镇上卖杂货。移民后的第一个月，她决定到县城的超市去应聘一份工作。
“你会说普通话吗？”经理问。
“可以。”
“闽南话呢？”
“听不懂。”她迟疑片刻，用普通话说。
“对不起，”经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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