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评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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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什么是治理
主题探讨：城市社区治理
价值意义与工具意义上的社区
业主社区的兴起及其自主治理
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逻辑框架和政策选择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研究：以深圳“盐田模式”为例
政治发展
谁代表与代表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分析
“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政治精英公开选拔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谱系
海外来稿
多节点世界秩序中的中国未来
案例研究
关于“乌坎事件”的调研报告
技术反腐的创新实践：经验及其局限
学术动态
重要会议回顾
书刊信息：环境治理
中文论文
中文书目
英文论文
英文书目
《中国治理评论》约稿函

什么是治理
(1)
弗朗西斯·福山著　刘燕　闫健译
(1)
摘要：
本篇评论直接针对国家质量的实证测量的薄弱现状。在这里，“国家”指的是行政部门及其官僚机构。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概念层面，因为人们对于何为高质量政府很少有一致意见。本文认为，测量国家质量有四种途径：（1）程序测量（procedural measures），例如韦伯提出的官僚体系现代性的标准；（2）能力测量，包括资源和专业程度；（3）产出测量（output measures）；（4）对官僚体系自主性的测量。笔者不采取“产出测量”的方式，而是建议将“能力”和“自主性”作为测量行政部门质量的两个维度，并进而提出了一个双维的（two‐dimensional）测量框架。这一测量框架解释了我们为何建议低收入国家降低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而建议高收入国家提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
关键词
：国家质量　官僚体系　能力　自主性
对于更好的测量治理而言，本篇评论仅仅是个开始。在现阶段，这一尝试（即“测量治理”）只不过是彰显了就这一问题的当前讨论所包含的复杂状况和含糊不清。尽管如此，在我们对善治进行测量之前，最好先明确地下个概念。
在现今政治学领域中，对于国家——即实际运转的行政部门及其官僚机构——的关注相对较小。自30多年前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开始，比较政治学的绝对重心都放在了民主、民主转型、人权、过渡时期的公正（tran‐sitionaljustice）以及类似的问题上。对非民主国家的研究也主要围绕威权统治的持久性而展开，这就意味着研究者的关注点仍旧是长远的民主问题或民主转型问题。换句话说，每个人都热衷于研究那些限制或制约权力的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责任制还是法治），但是很少有人关注集中权力和使用权力的机构，即国家。
相对强调制约权力的制度而非实施权力的制度，这种倾向在近年来的治理测量研究中十分明显。现在已经出现了众多对民主质量的测量，比如民主之家和政体测量（Polity Measures）。同时，我们也有对民主质量的更新的、更为成熟的测量，比如由迈克尔·科皮奇（Michael Coppedge）和约翰·杰瑞（John Gerring）等人领导的“民主类型”项目。我们很少有对韦伯意义上的官僚体系的测量，比如官僚体系内部的招录和提拔工作是否基于“能力”标准、是否“职能分明”以及是否基于技术水准（tech‐nicalqualification）等等。唯一的例外是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和詹姆斯·劳赫（James Rauch）2000年的一项研究，但是他们的样本仅限于30多个国家，并且没有任何时间序列数据。“民主类型”项目中有关官僚体系质量的数据源于专家调查。其他的政府质量测量包括贝塔斯曼转型指标（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它“聚焦于决策者如何有效推动和掌控发展和转型过程”——以及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olitical Risk Service’s Group）的世界各国风险指南。世界银行研究所的“世界治理指标”由六项指标构成，其中的四项试图对政府能力进行测量（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政治稳定性和无暴力，以及控制腐败），但是这些是其他已存在测评指标的集合，并且（我们）尚不明确如何将它们纳入到韦伯对官僚体系的分类之中。例如，在“没有暴力”这一指标上得分较高难道就意味着警察的工作卓有成效吗？比如，笔者怀疑朝鲜的警察工作并非很有效，尽管朝鲜并没有什么街头犯罪或军事政变企图等现象（这些问题在世界银行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中同样存在）。最后，哥德堡治理质量研究所的罗斯坦（Bo Rothstein）测量了世界上136个国家的治理质量，还对欧盟的172个地区的治理质量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测量。同样，这也以围绕国家公正性程度问题的专家意见为基础，在罗斯坦看来，“国家的公正性”就代表了国家的综合质量。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尤其拥有一种偏见，即他们反对考虑国家能力问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以曼柯·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假定为出发点，即国家是具有掠夺性的，因而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创立制度（比如法治和责任制）以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这些学者假定，所有享有权力的国家都是掠夺性的，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国家能力首先源自何方或者国家能力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或减损。坦率地讲，很难发展出一种国家能力的理性选择理论，因为任何组织的能力都受到规范、组织文化、领导力和其他因素的深刻影响，而这些因素无法轻易地被整合到一个基于经济动机的模型之中。
此外，还有大量有关公共部门改革的文献，它们源于制度经济学、公共行政学以及实务界——后者主要由那些寻求改善治理状况的发展机构（development agencies）所构成。经济学家则青睐试图在委托—代理框架内将治理概念化，试图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来控制腐败和低效行政。这一框架内的很多新方法试图将类似市场的激励机制带到公共部门中来，主要通过创立退出选择、竞争和控制工资规模、缩减责任链条（accountability routes）以及更好的监督和惩戒工具来实现。在某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许多方法不过是上述方式的自然衍生而已，尽管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已经遭到质疑。
现有的对国家质量或能力的测量存在许多局限性。专家调查有着内在的弱点，特别是当研究者试图创立时间序列数据的时候。由于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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