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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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饶宗颐　著
中华书局
出版说明
饶宗颐，字选堂，又字伯子、伯濂，号固庵。一九一七年生于广东潮州。自幼娴习书画，早年从金陵杨栻游，获观杨家珍藏任颐真迹数十幅，细心临摹，得益良多。弱冠后专心治学，历任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法国科学中心、远东学院研究院、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等院校教授。
“业精六学，才备九能。”饶宗颐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音乐、韵学诸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在学林与季羡林齐名，被称为“南饶北季”。迄今，已出版著作八十多种，发表文章九百五十余篇；另亦善诗书琴画，刊行的诗文集有十余种、书画集七十种等。仅其中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就有十四卷二十册，内容近一千两百万字。
二〇〇八年十月，温家宝曾致信饶宗颐，对他心系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饶宗颐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奖”的终身成就奖。二〇一五年四月，李克强在中南海会见饶宗颐，称赞他近百岁高龄仍心系国家发展，学术耕耘不辍，艺术创作不断，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骄傲。
本书从立意到粗成定稿历时五年。为了“穷其源委”，饶宗颐“淹贯乙部，旁通别集，为独立之探究”，最终如愿取得“融会之效”。本书分为通论和资料两大部分。通论十三篇，在细致梳理相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纵论正统论的提出、演变和论争的史实。资料三大篇，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历代有关正统论的史料原文，末附出处，间附以按语，或者考证史料，或者补充作者生平，或者驳正观点等。因此，本书既是史学专著，又是史料汇编，实现了有机的融合。自一九七七年九月在香港问世之后，立即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迄今为止，本书仍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历史观念史的一部佳作，也是学界公认的力作。
本书最早于一九七七年九月由香港龙门书店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九六年又有大陆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本。本次再版以龙门书店版为底本，我们认真做了编校工作，尽可能地核对底本、校正错讹、规范体例，但考虑到当时学人的撰文习惯及版本差异，编辑过程中对引文等未予通改；而在正文前，则加上了一九九六年版的朱维铮序，最后附录了作者一九九九年答朱维铮的一封信函。谨此说明。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五年五月
研究历史观念史的一部力作
(1)

（代序）
朱维铮
饶宗颐先生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自一九七七年在香港问世，即广受海内外学者瞩目。
本书的副题，标示探讨的中心，在于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观念——其实是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政府及其学者达两千年的一个核心观念。
中国史学，素称发达。十九世纪初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中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虽说如此，时过近百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晚年的梁启超在“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系列讲演中，仍然慨叹中国史书这么多，却没有史学的专史，“真是奇怪的一种现象”。
于是在本世纪中叶，陆续出现了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等几种《中国史学史》。诸书自有特色，共同问题不在简略，而在整体架构都没有超脱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的做法”，内容不外四部分： 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何谓“史学”？梁启超给出的定义，仍是“以史明道”。他把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三人的理论，说成中国“史学”进化的程度表征，尤其称道章学诚“集史学之大成”。这三人的确属于中世纪中国罕见的史学理论家，但他们的“史学”，有没有突破传统的历史编纂学的范畴，仍有疑问。以章学诚而论，此人在朱熹理学仍被清帝国统治者奉为实践圭臬，而汉学家已通过考证将统治学说的经典依据破坏无遗的十八世纪晚期，同时抨击汉宋两种学风，否定唐宋以来史部著作属于“史学”，重申“六经皆史”说，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尽管无一属于新鲜发明，却终究提出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但他“集大成”的意义，也仅止于此。在同时代的汉学家那里，“六经”早已成为史料，而章学诚仍坚持史学应为经学的附庸。在戴震、汪中看来，朱熹的理学，也已变作“以理杀人”的工具，而孔墨显学的历史是非，也需要重予评论，但章学诚却以为戴、汪等居心叵测，一概斥之为“诽圣谤贤”。甚至最佩服章学诚的胡适，也不能否认，此人的“卫道”成见颇深。倘若仍以章学诚的“史识”，当作中国“史学”的判别尺度，则编成的中国史学史，无论在细节上如何精详，也很难说跳出了传统的历史编纂学的窠臼。
这个窠臼，赖以范围史家的一道无形屏障，正是愈来愈纠葛不清的“正统论”。
还是梁启超，早在一九〇二年发表过《新史学》，于呼喊“史界革命”的同时，把正统论当作中国旧史学最荒谬的观念予以攻击。他说，提出所谓正统者，已表明其人将国家视为君主私产，要借天命论以证明他们“生而有特别之权利”，“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他讥嘲由朱熹到乾隆的正统说，不但所立标准互相矛盾，即使依其标准，在秦以后也没有一个王朝可称正统，“成即为王，败则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
似乎用不着特别指出此说的历史影响。那以后的中国史学史论著，说到历代争正统、言书法问题，几乎无不重复梁启超的抨击。然而在抨击的同时，又特别赞扬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的史识，也恰又重蹈梁启超晚年的覆辙，忘记了这三人都是正统论的坚决捍卫者。
这里的同病就在于缺乏历史观念史的深入研究。任何观念，即使在后人看来纯属荒诞的观念，在历史上能占一席地位，无不有其理由。何况如正统观念，不仅长期支配过中国人的头脑，还经常影响着各色人等的政治行为乃至重大决策，那就更需要首先辨明它的不同历史型态，才可能进而探究不同型态所映射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因而它绝不能由义愤所消除，也绝不会被嘲骂所击破。对于这类历史性的观念，倘若满足于了解“是什么”，自然是不够的，但倘若还没有问明“是什么”，便急于解释“为什么”，则无论解释得如何头头是道，也总不免令人怀疑那个所谓道，不过是心造的幻影。
饶宗颐先生的这部《中国史学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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