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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五代武人之文
WUDAI WUREN ZHI W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代武人之文／柳立言等编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8
（五代在碑志）
ISBN 978-7-5598-4012-7
Ⅰ．①五…　Ⅱ．①柳…　Ⅲ．①武术家—人物志—中国—五代十国时期—文集　Ⅳ．①K825.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4117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黄轩庄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710 mm×1 010mm　1/16
印张：30
插页：3
字数：320千
2021年8月第1版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118.00元
目 录
版权信息
前　言
第一编　文人如何书写武人：文字与实相
六问孤证（赵凤）
数目字会说话（李存进）
尽在不言中（韩通、宋太祖、董氏）
才兼文武是否墓志应有之义（张秉、史弘肇）
第二编　武人之文事与武功
吏治与武功：鱼与熊掌？
四世武官以刀笔久任（锺公）
六代婚宦书与剑（萧符、萧处仁）
武人在地之光（任汉权）
一所悬命（郭进）
武人之品德与信仰
英雄难过美魂关（马文操、马全节）
布衣将相杀妇佞佛（宋彦筠）
不远鬼神文武皆然（刘拯、刘再思、刘永）
第三编　武人的后代和转型
数世聚居兼仕文武（国礹）
沙陀王朝武人刺史卖剑买牛（周令武）
代北武二代为良二千石（孙汉筠、李存进）
别了沙场（张秉、张昭允、张正中）
总　论
前　言[1]
与南方诸国相比，北方的五代（梁、唐、晋、汉、周）一直被学人认定是乱世，而主要的乱源是武人。无可否认，这是真相，但只是部分而非全部的真相。要发掘更多甚至更重要的真相，理应利用墓志碑铭，一则因为它们是许多国史传记的前身，二则它们对墓主家人、仕历和婚姻的记载，远多于正史。不难发现，不少在朝廷或在地方上足以致乱或致治的武人，凭着武功起家之后，他们的家人和后代都兼学文武，有些学习文事，有些学习武功，有些兼习两者。他们也兼仕文武，有些是文官，有些是武官，有些先后兼任。有时他们也兼治文武，有些在文事有治绩，有些在军事，有些兼得鱼与熊掌。当然，他们也文武通婚，与文人气味相投和利益一致。两个问题油然而生：其一，武人在五代和宋初的历史角色和地位，是否必须重估？甚至连宋代在历史分期如“唐宋变革”的角色也要重估。其二，利用墓志碑铭作为论据，应如何克服“隐恶扬善”“以虚为实”或“这些不过是墓志题中应有之义”的疑虑？
对五代武人，三位专门研究军政的老、中、青学人的观点如下：
王赓武（Wang Gungwu）的名著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及其中文版《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至少经过一次修订和两次重刊（1963、2007、2014、2015），[2]但对武人的评价不变。王氏没有否认五代道德混淆、无法无天和紊乱脱序，但认为这些描述无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而“新的探索应摆脱儒家的先入为主（Confucian preconceptions），……那是苛严和缺乏同情心的”。[3]于是，王氏只探讨军权，主要是天子亲军的重建和争雄，但至少留下五个尚待探讨的疑问：
一、五代武人真的不能符合儒家的价值标准吗？他们被大量选入真宗朝编撰的《册府元龟》受到赞扬，[4]那些编撰者不正是儒臣吗？他们难道没有采用儒家规范作为选录的标准吗？
二、五代武人不乏允文允武堪称“儒将”的人，他们为何不能符合儒家标准？
三、一般武人，即使出身绿林也要遵守帮规，他们成为朝廷命官之后，是否仍要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或“武士之道”（以下有时简称“武德”）？如是，与传统的武德有何异同？如《左传》“武有七德”列举用武所要符合的七种条件——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是否仍为五代用武者（当然包括武人）所遵从？例如西蜀的多位节度使，“或以他职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务（治理地方镇所），专事聚敛，政事不治，民无所诉”，蜀主乃以东川为武德军，“取武有七德以为军号”，作为武人鉴戒；[5]宋仁宗朝的知谏院张方平也说：“武有七德，安民为本”，以安民为七德之首。[6]事实上七德不但见于宋代的诏令、奏议，还见于基层读物《小学绀珠》。[7]此外，宋太祖以杀降为“不武”之甚，把白起逐出位于武学的武成王庙，[8]这个出自武人之口的武德，难道不符合儒家标准？
四、研究权力是否应兼顾军与民？拜制度所赐，如诸司使副既可到军队任职，亦可到地方担任刺史至节度使，大量武人乃成为地方首长，集合管军与治民（含财和刑等）两权于一身。所以，探讨权力结构，不能只看武人的武功而不顾他们的民事。
五、新史学应否兼顾高层与基层？我们一方面应探讨新的权力结构“在政治上”（如中央与藩镇的关系）有没有减少还是增加了无法无天和紊乱失序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应同情百姓，追究新的权力结构“在社会上”有无改善庶民的生活。
一言以蔽之，只要探讨武人是谁和他们的吏治，便能检讨“儒士之道”与“武士之道”有何交集了。
黄宽重《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1990）可能代表直至今日的主流看法。他说五代“军人干政，兵变迭生，武人不仅成为政局递嬗的主导力量，更是政权转移、政治败坏的重要因素”。[9]类似意见也常见于教科书，如高明士和甘怀真等人编著的《隋唐五代史》（2006增订本），认为五代政局的特质之一是“暴虐残杀成性”，其“政治风气的败坏，实为中国史罕见。……殆因五代政权主要建立在军事将领之手，而这批武夫悍将的横行暴虐，较诸唐末大混乱不遑多让，遂使黄河流域之民众，疾苦日甚。以致白骨蔽地，荆棘弥望，百姓有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困境中，其惨况实难以想象与形容”。[10]《剑桥中国史》第五册上篇（2009）第一章《五代》有点旧酒新瓶，[11]读者不如直接阅读陶懋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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