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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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陈璧君》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

　　简介：汪精卫和陈璧君曾有过一段令人羡慕的花样年华，但此后他们却没有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反而逆历史而动，追求一己之私，变成中国近代史上典型的政客、汉奸、卖国贼，为人们所抛弃，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典型。他们从反清志士的激情恋曲，到堕落政客的婚姻悲歌，汪精卫和陈璧君演绎了民国乱世一段光怪迷离的情感肥皂剧，他们的经历和结局，给后世的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

　　1革命年华同盟会员

　　1904年9月的秋天，天高云淡。一伙血气方刚、年轻有为的志士抛弃了仕途，等候在广州码头，准备乘一艘汽轮漂洋过海，东渡日本，走上为救国图存、向外国学习之路。为首的一个俊秀青年仪表堂堂，风度潇洒。他，就是汪精卫―――中国近代史复杂多变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同盟会时期，他是孙中山的“如身之臂”；民国肇基伊始，他作为一名反清志士被人称颂；新旧军阀混战时期，他以一名反蒋的投机政客为人们注目；抗日时期，他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民族罪人。对于这样一位特殊人物，人们对他的身世及成长过程，也一定抱有极大的兴趣。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号精卫。1883年5月4日（清光绪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出生在广东番禺一个贫困潦倒的小吏家庭。其父在县衙门里任“师爷”，年过花甲，老来得子，家又添丁，便宜皆大欢喜。

　　汪家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祖父汪云，字缦亭，清代举人，曾任浙江遂昌县训导，官不入品。父亲汪，字省斋，虽饱经寒窗之苦，熟读经史，但屡试不第，很不得志。后迁居广东番禺，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作过多年幕僚。其妻卢氏，生有一子三女，于1871年病逝。同年，汪续娶吴氏为妻，生有三子一女。汪精卫为吴氏所生，在兄弟中排行老四。

　　汪在县衙门中当师爷，属小官吏，薪俸很低，家里子女众多，又撑着读书人的面子，生活过得很清苦。汪精卫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母鸡鸣而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幼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岁时令节，兆铭逐群儿嬉戏而忘倦时，见母蹀躞仰屋，微叹有声；搜箧得衣物，付佣妇令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笑款洽，似无所忧者。”汪因年老体弱，不得不歇业在家。为使汪家“书香门第”

　　烟火不断，在汪精卫五岁时即在家塾读书，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放翁的诗句。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精卫八九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这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自幼聪明颖悟，每日必“习字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他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1895年汪精卫12岁时，其母在广州豪贤街病逝，终年44岁。第二年，其父死于霍乱病。双亲相继病故，这对还没有成年的汪精卫在精神上无疑是很大打击。他随长兄汪伯序客居乐昌县署，“致力文史”，并习“应制文字”。汪伯序是个举人，几次会试不第，以游幕为生。他对汪精卫管教极严，使之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这种生活处境，对于以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2年初春，汪精卫应番禺县试，得第三名，3月，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使他颇为自负。这时，汪精卫的两个哥哥先后故去，寡嫂孤侄无心为生。他便应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聘，任家庭教师，以每月教书的薪水，来维持家庭生活。亲朋故友以汪精卫仕途有望，鼓励他继续应试。但辛丑之变后，清廷宣布废科举、办学堂，扭转了他的生活航向。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岭南重镇。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这里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里又是中国对外联系的窗口，经济文化发达，各种新思想影响着像汪精卫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严重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呼声，已迫使他开始探求民族致强之道。1902年，他与朱执信、古应芬、胡毅生等人在广州组织“群知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他们在探索着，在奋进着。

　　1904年，汪精卫与“群知学社”的大部分成员考取了广东留日官费生，浮槎东渡。到日本后，汪精卫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精卫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后来，汪精卫进入日本法政学校速成科学习。

　　20世纪初年，中国一大批有为青年东渡赴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尤其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广泛结纳革命志士，使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汪精卫一到日本，就被中国留日学生界蔚然成风的革命气氛所深深感染。汪精卫虽不懂日语，但他“颇为用功”，加之天资聪明，只一两个月，就“能懂得大概的意思”了。在日本，他眼界大开，明治维新后日本蒸蒸日上的国势，使他倾羡不已；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著作，又使他茅塞顿开。

　　汪精卫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他在《自述》中回忆的那样：“我在国内研究史学的时候，对于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于清，自然是一样的，只是被‘君臣之义'束缚了。及至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汪精卫是早期同盟会中最年轻的骨干。

　　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由此，汪精卫由一个年轻的封建士子开始向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转变。

　　此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趋向高涨，孙中山从孤军奋战的失败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革命知识分子群众这一新兴力量的结合，联合各分散的革命小团体，建立统一革命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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