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邓小平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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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第一章 最后20年生活的地方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普通胡同
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普通胡同 这是北京景山后街上一条普通的胡同。胡同里靠墙根的地方,顺溜儿停放着一些私家的轿车,胡同里偶尔有些行人走过。 深秋的暖阳透过胡同尽头的那些老榆树,把一缕缕阳光洒在宁静的地面上。 邓小平的家是 1977 年搬来的,这以后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这条胡同是邓小平生前出出进进必须经过的。 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头向右一拐, 两扇铁门里是一个温馨的家园。 这是一个两进的院子,灰砖灰瓦,从外表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外面的院子是秘书们办公的地方,还住着警卫、司机和其他办公人员。邓小平和家人住在里面的院子里。过了门廊,走过一道门,里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 50 米宽, 40 米长,面积大约 2000 平方米。 院子里种满了树,种满了草,还种了一些花。 1977 年,“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经说过,他还要干 20 年。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个院子里辛勤地耕耘着,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用 20 年的生命,给十几亿中国人带来了一个舒心的日子。 20 年后,他离开了这里,留下了这个院子,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他是一位伟人,他的博大精深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而他的生活又和普通人一样朴实。 站在这幢二层建筑西头的平台上俯瞰,院子里郁郁葱葱。老人在世的时候,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站在院子里,可以听到墙外传来的市井的声音,紧贴着院墙外面是一些普通的民房。
第一章花雨寄托长相思
花雨寄托长相思 1997 年 2 月 19 日――邓小平从容、平静、安详地走了。 2 月 19 号,是邓小平逝世的祭日。 每年的这个日子,夫人卓琳和儿女们, 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 花雨洒落,情思绵长…… 邓小平逝世以后,夫人卓琳除了去香港、澳门参加回归庆典活动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她比邓小平小 12 岁,也属龙。 1973 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十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 邓林(邓小平大女儿), 1959 年师从汪慎生先生,学习中国水墨画。 1962 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主攻花鸟画专业, 1967 年毕业。 1986 年到中国画研究院工作,任专职画家。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常任理事。 邓林:爸爸一生所受的委屈,他内心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人能够理解;他所经受的挫折、打击,非常人能够想像,但爸爸自己从来不提。
第一章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绕过院子中间的老松树往前走,踏上台阶,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拐,沿着宽宽的甬道再往前,第二间是邓小平的办公室。办公室房间很大,约有 30 平方米。 靠门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的写字台,靠墙的地方放着一排老式的书架。办公室里的沙发也是老式的。最西边的这张沙发是邓小平常坐的。 写字台上摆放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礼物。 邓林:我爸爸这个人喜欢很完美的东西,我认为他喜欢干净,不喜欢脏兮兮的;喜欢整洁,不喜欢乱哄哄的。所以一看到谁乱哄哄的,不够干净,他就不大喜欢。他喜欢花,喜欢香味。我们每年都要弄点桂花。弄桂花的时候,院子里就特别香。他还喜欢白兰花。 书架上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 墙上挂着邓小平 86 岁生日时画家吴作人书赠他的条幅“寿比南山”。 这里的一切,如今都定格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那个日子。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 1939 年的秋天…… 卓琳:那时候从云南到北京要办出国护照。先从云南滇越铁路到越南的河内,从河内转车到越南的海口,从海口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 我当时十三四岁,被选拔出来参加六十米、一百米等短跑项目。到了上海后,通知我们运动会不开了。领队对我们说,愿意回云南的就回云南,不愿意回的如果在外面有亲戚可以留下。我有一个表姐在北京女子文理大学念书,我决定去找她。领队和家里都同意了。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补习班,报考女一中,住在女青年会。我在女一中上了六年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的四哥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到日本留学了一年。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我的革命思想的产生就是受他的影响。当时我四哥常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中共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他们常刻印一些进步的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思想。我四哥还订了许多进步的期刊,如鲁迅、郭沫若等主编的。我常常去看,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的父亲浦在廷当时很开明,曾经和孙中山在广东闹过革命。那时孙中山部队中有个姓范的,名字记不得了,带部队到过我们家。我父亲是商会会长,把他们招呼得很好,姓范的就把我父亲调到广东了。孙中山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又回到云南,办起了火腿罐头厂。 后来,我的大姐、二姐也来北京上学,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们有个体育老师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大姐写了一篇《妇女要解放》的文章登在杂志上。可是我们又从书上看到,社会解放不了,妇女也不能解放。没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的大姐参加了“民先”组织,先到延安去了。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害怕日本人捉到我们,我们便穿着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什么也没有带,先从北京逃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 ,最后到达西安。我对我二姐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一条是回家。”我二姐要去延安。我说:“你身体不好,延安很苦,你去得了吗?”我二姐说:“我死也要死在延安。”我说:“那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到延安去吧!”我们在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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