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讲义稿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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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讲义稿
著者:傅斯年
总策划:贺鹏飞
责任编辑:陈启甸
特约编辑:王辉
装帧设计:灵动视线
监制:李敏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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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语
泛论诗经学
《周颂》
《大雅》
《小雅》
《鲁颂》《商颂》述
《国风》
《国风》分叙
《诗》时代
《诗》地理图
《诗》之影响
论所谓“讽”
《诗三百》之文词
叙语
下列关涉《诗经》之讲义十二篇,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共《周颂》一篇,十一月所写,论文词之一节,次年一月所补也。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词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断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此为论经之上卷,所敷陈诸题多为叙录《诗经》而设,中卷将专论语言文字中事,下卷则谈《诗经》旁涉所及之问题,均非今年所能写就。若所写就者,幸同学匡其失正其误也。
“诗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词之盛,抑之者以为不过椎轮,扬之者以为超越李、杜,皆非其实。文学无所谓进步,成一种有机体之发展则有之。故一诗之美,可以超脱时间,并非后来居上;而一体之成,由少而壮,既壮则老,文学亦不免此形役也。《诗经》之辞,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诗经》之体,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则亦时代为之耳。欣赏之盛,尽随主观,鸠摩罗什有言,嚼饭与人,乃令呕哕。故讲习《诗经》最宜致力者,为文字语言之事,兹编未之及,留待中卷,以此事繁博非短时整理所能得其条贯。若论文词一节,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恐去讲章无几,删之亦可也。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稿》拟目中三节涉及《诗经》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卷代之。此卷所论为叙录《诗经》,文学史中所应述说,理非二事,故不别作。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写记
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词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词,《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学而》
1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2 子曰:“诗三百,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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