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真文明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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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求索真文明
作者:朱维铮
出版时间：2020-02-01
ISBN:978752171289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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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我可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头脑。
上
变征篇
题记
“晚清”已成为中外学者通用的历史概念。它的时间界定，下限很明确，当然指1911年清帝国被革命者推翻，上限呢？1840年发生的清英鸦片战争，固然是个通用的标识，但如果依据“晚”字的本义，特指帝国在政治上走向没落，好比日薄西山，那末作为鸦片战争结果的白下之盟，也只能看作帝国已入“晚”年的一个征兆，而且并非初兆。因此，所谓晚清的开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各有所解，以致显得有点模糊，可说理所当然。
帝国的没落不等于学术的没落。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通史论著便出现一种“共识”，似乎中世纪诸帝国的学术与政治总是同步的，而且学术行程总是追随政治行程，盛也从政，衰也从政。这种共识已成历史常识，但我还是以为黑格尔说得不错，常识虽然令人尊敬，对于历史研究却未必普遍适用。中世纪学术史早已表明，即使在君主专制最严厉的时期，即使正高涨的君主权力对学术进行政治干预最多发的时候，直接受权力专配的学说也只限于同时代并存的不同学说中的某一种。而且，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实际命运往往与权力的期许相悖。
理学在清代的遭际便是显例。还在明初，朱熹的道学便被尊为“正学”，那自然是说别的学说都不“正”。岂知明帝国的行程没有走到一半，朱学的“道统”席位，就几乎让骤兴的王学夺去，而王学的鼻祖陆九渊建构的“心学”体系，恰是曾被朱熹本人视作异端的。只是由于王学席卷思想界的势头，既遭内战打断，又遭故明遗老指控，后者甚至要它承担明清更迭而“亡天下”的罪责，因此朱学在清初才能勉强保其威灵。但章太炎在清末总结清代学术史，已指出“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使它丧失最后一点生气的，不是别人，正是康熙帝和他的子孙。康熙帝固然是清建国后最有作为的满洲大君，但他在实现荡平内乱外祸的赫赫武功后，将目光投向“文治”，却仿效起胜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朱熹理学当作治理道德人心的法宝，但也如朱元璋那样讨厌御前学者们掉书袋，而宣称“真理”早被朱子讲明，考验是否“假道学”的不二法门就是“躬行践履”，于是那班“理学名臣”便专注于揣摩皇帝心机，以“造谎”来赢得皇帝的信用。康熙的继承人雍正、乾隆，继承的更是康熙晚年收紧文网的政策，以致总在怀疑汉族臣民都是欺诈成性的“假道学”，必须以特务网和文字狱来监视惩办，那效应不待说就是戴震痛恨的“以理杀人”。这样的文化政策在18世纪持续了近百年，首当其冲的恰是满洲君主捧上九天的朱熹理学，因而清代理学先于帝国政权而凸显死气，是不奇怪的。
在帝国“盛世”可以点缀文治的，既非理学，也非文学，而是“汉学”。从18世纪中叶后走向高度繁荣的汉学，不是在满蒙权贵统治下代表被压迫的最大民族汉族说话的政治学说，而是以恢复被“宋学”即宋明理学所替代的汉代经学旧貌为初衷的历史学说。这一派学者，共同服膺的是清初顾炎武的名言，所谓“舍经学无理学”。可是顾炎武提倡“经学”，是“别有用心”的，其心不在复古，而在非今，指望汉族士大夫通过复活汉唐主流学者“经世致用”的悠远传统，以最终达到恢复汉族统治权利的目的。雍正、乾隆间的汉学家们则相反，无不承认清帝国的统治，却又无不保持学术与政治的疏离。他们的主要活动空间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学术取向也有差异，因而后人将他们分作吴皖二派。由苏州人惠栋开创的吴派，在政治上更谨慎，甚至标榜“百行法程朱”，来换取帝国统治者对他们的经典研究背离理学的容忍。由布贩出身的安徽休宁人戴震所光大的皖派，虽忍不住要批评时政，但同样坚持做学问必须忠于东汉传统。两派学者的“考古”著作，都显示他们把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作圣训，无疑都不同程度背离了顾炎武强调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的遗教。但那是有历史理由的，因为两汉经学家便十分重视区别“学”与“术”。
“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写入东汉章帝亲任主编的经学辞典《白虎通义》的这一定义，表明“学”的古老涵义是教育学的，指的是教师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白虎通义》没有诠释“术”字，但它的整理者班固首创“不学无术”这一著名术语，说明他认定学与术并不等价。因而稍后成书的《说文》诠释“术”为“邑中道”，即今所谓“国道”，意为实践可以遵循的法则、技能与方法，就在实际上指出了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学贵探索，术重实用。自从公元前2世纪晚期西汉帝国以皇帝名义宣布“独尊儒术”，而董仲舒又向汉武帝解释说儒术就是“孔子之术”，那以后很长时间，列朝君主和他们的智囊，都以为术指“帝王南面之术”，泛指统治术，与教育后代的“学”不是一回事。这由南朝立学，有儒玄文史四门，而在隋唐，“帝王南面之术”则归一于有利于君主专制，不受三“教”纷争的影响，可得佐证。
学与术二字合为一词，据我寡闻所及，通行在11世纪王安石变法以后。依据周予同先生的考察，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形态，由汉唐经学演化为宋明理学，表征是“孟子升格运动”。我曾补充说，所谓“孟子升格”，即书升为“经”而人尊为“圣”，是唐宋间“经学更新运动”的产物，可作为转折点的人物，前有韩愈，后有王安石。而王安石“尊孟”，迫使《孟子》及其作者服从政治“改易更革”的需要，致使他的政敌程颐及其学派不得不充当他的学术的遗嘱执行人，似为悖论，实符历史。
因此，清中叶的汉学家，强调学与政疏离，在同时代便引起章学诚的愤慨，于所著《文史通义》等书中对这一取向大加攻击，尤其集矢于戴震。其是非且不论，谁的主张更合乎历史实相呢？看来不是章学诚。
然而汉学家们在大倡“实事求是，护惜古人”的同时，真的不在乎现状与历史的联系么？恰好相反，作为清代汉学学风表征的这八个字，是吴派大师钱大昕概括的。而这位以醇谨著称的嘉定学者，早在文集中表明，他对明清之际才出现的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了如指掌，也对满洲远祖的金人与宋人的冲突别有会心，因而他追求发现传统的本来面目，只能如梁启超所说，是“以复古为解放”。与他同时代的某些汉学家，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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