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想重用亲信，这事儿为何皇上办不了_吴钩_腾讯大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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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想重用亲信，这事儿为何皇上办不了_吴钩_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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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儿聊宋朝故事之三
台谏官
亲爱的女儿，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阻击李定”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北宋熙宁三年（1070）四月。其时，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未久，备受争议的熙宁变法已经拉开序幕。相信历史课本会告诉你们，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受到保守派的顽固阻挠与强烈反对。
其实，在变法之初，更准确地说，在变法之前，朝廷上下都有改革的共识，
用朱熹的话来说，“当时非独荆公（王安石）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后来反对变法的苏辙、程颢，都曾在领导变法的决策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
但王安石激进的变革，很快引发了抗议的声浪。王安石自己说，“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朝廷俨然分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新党），以及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旧党）。连原本属于变法派阵营的苏辙，也对仓促施行的“青苗法”充满忧虑，认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棰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矣。”因而被王安石疏远，苏辙“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只好辞职。
为了减少推行新法的阻力，王安石开始排斥反对派，提携新晋之士。那些依附王安石的新人，知道宋神宗有变法的决心，而王安石又深受神宗皇帝赞识，权柄炙手可热。当时的执政团队有五人：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王安石，但曾公亮“以年老依违其间”，富弼“称病不出”，唐介“与荆公争，按问欲理直不胜，疽发背死”，赵抃孤立无助，“唯声苦”，只有王安石最富生气，时人便以“生老病死苦”来形容这个执政团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想见，热切拥护新法、投靠王安石的新人当中，虽然也有真心支持变法的有识之士，如章惇；但也不乏搞政治投机的谄谀小人。
司马光说，“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王安石），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程颐说，“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能知通变，用之
”，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今天要说的李定，就是这样一名“谄谀之人”，人品比较坏。
你知道，九年后，即元丰二年（1079），宋朝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苏轼因为写诗讽刺新法，被执政的变法派逮捕入狱，而极力罗织罪名、欲置苏轼于死地的，就是这个李定。不过在熙宁三年，李定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小人物。
李定，“扬州人也，少受学于王安石”，是王安石的学生，进士及第后，任秀州判官。判官，是宋代州政府的幕职官，在文官体系中属于初等序列，又称“选人”。熙宁三年，王安石的亲信、知审官院孙觉（相当于人事部部长）到淮南考察，“极口荐定，因召至京师”。
当时朝中大臣正就青苗法的利弊争得不可开交。李定初到京师，先去拜见知谏院（相当于上议院议员）李常。李常问他，“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李定说：“皆便之，无不善。”这里李定显然撒了谎，因为青苗法的弊端此时已暴露出来。李常便告诉他：“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
李定回头又拜会了老师王安石，并向老师拍胸脯保证：“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王安石大喜，便将李定推荐给宋神宗，又叮嘱他，见了皇上，你就说新法“皆便之”。宋神宗召李定入对，果然问起新法之事，李定“如安石所教”，说新法非常好啊，下面的老百姓都很欢迎。神宗听了很是高兴。
宋神宗与王安石心有灵犀，都认为要重用李定，毕竟是一个支持变法的年轻人。
当下，皇帝写了手诏，“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但宰相曾公亮反对，“以前无此例，固争之”。宋神宗只好退而求其次，改任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太子中允”为寄禄官，仅为叙迁之阶；“权监察御史里行”为差遣，是实际上的职务。
按照惯例，资历低的官员出行监察御史，须加“里行”二字，类似于“实习”之意。权监察御史里行，相当于下议院实习议员。
谏官、御史，宋人将其合称为“台谏官”。台谏官品秩虽低，但权力不小，在宋朝的制度设计中，但凡“诏令乖当、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赋敛繁暴、狱犴稽留，并令谏官奏论、宪臣弹举”。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因此，欧阳修认为，“谏官虽卑，与宰相等”。
说到这里，我想告诉你，宋朝政体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二权分立”结构，君主虽然掌握着最高的世俗权威、最终的仲裁大权，但宋人认为君主当垂拱而治、不亲细故，执政之权归宰相领导的政府，另设独立于宰相的台谏系统监察政府。
用北宋谏官程瑀的话来说，“人君亦何为哉？相与论道者，台谏也；相与行道者，宰执也。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天下之事，不过利与害。台谏曰是，宰执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过在台谏，不在宰执。若以是为非，则宰执何所逃罪哉。宰执曰害，台谏曰利，人君察焉，果利也，过在宰执，不在台谏。若以利为害，则台谏何所逃罪哉。”了解了宋代的这一政体，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宋神宗与王安石执意要将李定任命为台谏官。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宰相之执政权如同是国家机器的动力系统，台谏之监察权如同是刹车系统，两个系统相互合作、牵制，才能维持权力运转的平衡与安全。王安石与宋神宗希望给他们的变法开足马力、驶入快车道。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台谏系统老是踩刹车板，让王安石很恼火。比如谏官李常，是王安石的朋友，但王安石立新法，李常屡有异议，称均输法、青苗法敛散取息，“以流毒天下”。王安石“遣所亲密谕意，常不为止”，连老朋友的面子都不给。
因此，在熙宁三年，王安石借宋神宗之手，对台谏系统作了一番人事方面的洗牌。依宋朝政制，为了保障台谏官的独立性，“谏官必天子自择，而宰相勿与”，作为执政官的王安石是无权干预台谏官任免的。
但是熙宁初年，君相一体，王安石的意志，就是宋神宗的意志，于是台谏系统中的反对派，多被清洗出局：御史中丞吕公著外放颍州；侍御史知杂事陈襄罢职；监察御史里行张戬被贬至江陵府公安县；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迁京西路提点刑狱；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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